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一道诏书从洛阳发出:开凿通济渠。
此后六年,隋炀帝动用了五百余万民工,挖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的大运河,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河后来成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代漕运“主要是依靠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城长安”,漕运一断,唐德宗吓得跟太子抱头痛哭。皮日休写诗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但同一本《隋书》,记下了另一组数字。
修东都时,“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运死尸的车,从洛阳东到城皋,北到河阳,“车相望于道”。开运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男人不够用,开始征发妇人从役。一条两千七百公里的河,底下垫着的是这个数字。
这就把问题劈成了两半。
一半人说,这是暴政。一个皇帝,用六年时间,把全国能动的劳动力全部赶到了工地上,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自己坐龙舟下江都。龙舟四层高,船队首尾相接二百余里,拉船的壮丁八万余人,沿途州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这如果不是暴政,什么算暴政?
另一半人说,这是功在千秋。没有这条河,就没有唐代的盛世,就没有南北经济文化的真正打通,就没有后来一千多年里“至今千里赖通波”的那条命脉。运河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修它的人太急、太狠、太不把人命当命。
但皮日休那首诗,真正的落点不在这两半里。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如果没有那些龙舟巡游的荒唐事,单论开河的功绩,隋炀帝是可以跟大禹放在一起比的。他把“功”和“罪”拆得干干净净:河是好的,修河的方式是坏的。 然后他用一个“若无”,把那两样东西重新拴在了一起。“若无”这个假设,从来就不存在。 一个为了巡游享乐而修河的人,和一个为了治水而三过家门不入的人,干的可以是同一件事,但这件事从头到尾被做出来的方式、目的和代价,决定了它到底是什么。
隋炀帝修运河,既有漕运的考量,也有征高句丽的军事准备,但同样有巡游江都的私欲。他不是不知道这条河有用。他是太知道这条河有用了,有用到可以不管死多少人,不管花多少年,不管这个国家的骨头能不能撑得住。 河修成了,国家垮了。他用一个王朝的命,换了一条河。
所以大运河到底是暴政还是功在千秋? 它两样都是。功在千秋是真的,暴政也是真的。这两样东西长在同一具身体上,你没有办法只摘走其中一样。 后来的人享受着“千里赖通波”的便利,同时也在替那个修河的人,背着“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的那笔账。
你觉得大运河的“功”能不能抵消修河时的“罪”?如果隋炀帝修河时不那么急、少死一些人,这条河的“功”会不会更干净一些?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