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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素在100年前断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让全世界幸福?

前言

1920年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到中国讲学。

两年后,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书中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

中国人发现并长期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能采用,全世界都会幸福。

一百年后再读这句话,容易把它当成一句漂亮的恭维。

但如果读完书中第十一章《中西文明比较》,会发现罗素并不是在夸赞某种风俗,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文明究竟为了什么而活。

他掀了自家底

说出这番话的人,不是什么对东方满怀浪漫想象的旅行家。

罗素是地道的英国哲学家,拿过诺贝尔文学奖,一辈子以怀疑和逻辑为业。

他来中国之前,刚走过一战后的欧洲,又去了一趟苏俄,心里对自己生长的那套文明,早就攒了一肚子疑问。

那个年代的西方,手里握着科学和工业的利器,船坚炮利,工厂林立,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站在道理和实力的双重高地上。

可罗素把自家文明拆开来看,发现它的精神底子来自三处:

古希腊留下的文学、艺术、哲学和数学;犹太传统带来的宗教热诚、道德感,还有那份不容异己的执拗;再加上近代科学催生出的工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感。

三股力量拧在一起,西方人确实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

可罗素看得很清楚,手段越来越强,关于 "人到底为什么活" 的追问,反而被挤到了角落里。科学方法给了人认识世界的本事,却回答不了人生目的这道题。

他在书里写得毫不留情。

西方人的躁动和好斗,不光带来看得见的灾难,还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让人不知满足,丧失了从美里获得愉悦的能力,连沉下心来静静思考的那份修养都快保不住了。

所谓进步,有不少不过是坐不住的折腾,变来变去,并没有靠近什么值得奔的目标。

这番话从一个西方人嘴里讲出来,分量不一样。他没有站在外面骂西方,而是把自己熟悉的文明摆到灯下,一处一处照给人看。

在中国住下以后,罗素常去天坛。

冬日的阳光落在古建筑上,几个人默默坐着,周围安安静静。

他后来回忆说,离开那儿的时候,心里是镇定和平静的,再回头想想自己那个混乱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反差格外刺眼。

他本来是来教书的。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自己想得越来越少的,是要讲给中国人什么;想得越来越多的,是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什么。

这种态度,在长期住在中国的欧洲人里不算稀罕;在短期停留、只奔着赚钱来的人中间,却少得可怜。

那么,他在中国看到的那种活法,到底长什么样?

中国人的活法

罗素把目光投向老子。《道德经》里有一段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创造了东西却不据为己有,做成了事不自恃功劳,引领了局面却不搞主宰那一套。

罗素觉得,这几句话道破了有思想的中国人对人生目的的理解,也和当时西方那股占有、逞强、支配他人的劲头,完全是两个方向。

他在观察里慢慢捋出几条彼此撑着的线索。

一条是不尚支配。罗素注意到,和白人相比,中国人欺压其他民族的欲望要小得多。

他甚至说过,世上要是真有哪个民族骄傲到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中国人讲究自由,却没有主宰别人的胃口。

他还特意提到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诗里的主角是个为了躲开兵役、自折手臂的老兵。

英国汉学家韦利把它译到西方,罗素感慨,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诗人,会把这样一个人当作歌颂的对象。

另一条是宽容。在中国,一个人既拜佛又尊儒,两不耽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冲突。中国人讲,宗教有很多种,道理只有一个。

他们并不想着把儒家学说塞给西方人,更不要求谁跟自己走同一条路。

罗素对照之下看得很扎心:欧洲人自以为宽容,不过是比祖辈做得好一点,骨子里仍然认定自家文明和活法天下第一,碰到中国人,最善意的举动竟是把对方改造成自己的模样。

他认为这是个大错误。

还有一条,是静观。中国人天生愿意沉下来,看万物各自的样子,不急着把一切塞进预先画好的模子。

中国画里就有这种气质,画家从观察万物各异的情态里得到愉悦,而不是先定一个图景,再把万物裁剪着往里填。

他们也没有西方人奉为头等要务的进步执念。

有修养的中国人会反问,既然手头已经有了好东西,何必再去追进步?罗素起初听着觉得懒散,后来越想越觉得,西方念叨的进步,好多只是停不下来的变动。

几条线索合到一起,就是一种把日子过好、而不是把力量攒足的取向。西方人迷恋的是权力,支配他人的权力,支配自然的权力。

中国人更看重的是享乐,是在平常光景里把生活过出滋味。

罗素在书里写下一个让不少人意外的判断:普通中国人哪怕穷困潦倒,也比普通英国人过得幸福,因为这个民族建立在更仁厚、更文雅的观念之上。

读到这里很容易误以为,罗素是把中国捧上了天。可紧接着翻下去,会发现这位哲学家说话留着分寸。

不是捧,是综合

罗素自己先把反驳摆了出来。有人会说,你这是拿西方的实践,去比中国的理论;要是换一换,拿西方的理论比中国的实践,结果未必如此。

罗素承认,这话很有道理。

他并不遮掩当时中国社会的毛病。一般中国人很重财物,整体上贪恋金钱,政治上的腐败、权贵捞钱的手段,都不可否认。

老子劝人放下的三样东西里,"有" 这一项,普通中国人其实做得并不好。

只是在 "恃" 和 "宰" 这两方面,他看到中国的实践明显比西方高明。他也直言,中国人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需要向西方补上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实际效率。

所以罗素心里的理想,从来不是让全世界照抄一百年前的中国旧日子。他看得很明白,文明之间要的是取长补短。

他拿日本作了对照。日本人学西方,把西方的缺陷也一并学了去,本土原有的缺陷又没丢掉。

他希望中国反着来:保住自己身上好的部分,同时吸收西方好的部分。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最典型的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最典型的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把这两样逐渐综合到一处,才是值得期盼的方向。

他对科学的态度也不排斥。中华文明缺科学这一项,但从不敌视科学,知识传进来,没有碰到欧洲教会当年那样的绊脚石。

中国学生的聪慧和热切,让他想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他甚至做过一个带条件的估计,只要政局稳定、资金充裕,三十年内中国在科学上会出好成果,有可能超过西方。这是对潜力的判断,不是打包票。

把这些内容连起来看,罗素那句 "全世界都会幸福",含义就清楚了。

他说的不是某套衣冠、某种饭菜,而是一种看待人生的次序:先想清楚为什么活,再谈用什么手段活;不以征服为荣,能装下差异,懂得在平常日子里静观和自足。

科学给人利器,可利器本身回答不了目的。

离华之前,罗素留下过一句坦白的话。他说自己是来中国讲学的,可每多住一天,就越少想教别人什么,越多想从对方身上学点什么。

这段话没有演讲的排场,却比很多结论更实在。

一百年过去,技术跑得比当年快得多,产品更新一轮接一轮,可 "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 这道题,依旧没有谁交上完整答卷。

手段和目的怎么搭伙过日子,仍是每个文明绕不开的问题。罗素当年隔着老远望过来,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东方古国的风俗,更是人类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模样。

他留下的与其说是一句夸奖,不如说是一个提醒:手里的工具越先进,心里那杆秤越得掂清楚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