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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示好,准备兵戎相见,20-30年代日本对苏联红军的评估(2)

红军强固的过程也影响了其远东部队。1933-1938年贝加尔湖以东部署的步兵师和骑兵师数量增长1.5倍,飞机和坦克增长4倍。1934年,机械化第11军被调到外贝加尔。到1935年,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在人员、坦克和飞机数量上已超过日本陆军,使其得以在战争情况下即使苏联从西线经西伯利亚铁路停止增援,也能成功地实施防御乃至进攻。为了更灵活地指挥日益庞大的军队,1935年5月组建了外贝加尔军区。

日本侦察部门密切跟踪这些进程并向政府报告。其1933年起报告的特点是:把红军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按若干指标甚至是世界第一。例如,1934年5月10日日本陆军省编写的苏联小册子《从现行国防态势看苏联》中,工农红军在人员数量(133.3万)上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在作战飞机数量(含海军航空兵2700余架)上仅次于法国居第二,在装甲技术装备(坦克3000余辆、装甲汽车800辆)和化学武器方面居世界第一。令东京特别不安的是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兵力增长。日方估计,苏联贝加尔湖以东的部署为12-1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8-9个内务部边防总队(20万人)、500余架作战飞机(含10架可及大阪和东京的重轰炸机)、650辆坦克和350辆装甲汽车。日方认为,这些苏军部队按战时编制展开,沿边界正在构筑筑城工事。

1934年2月参加17大的红军代表

然而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编成具有纯防御性质,这与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1933年12月13日报告中的建议相符:在远东保留强大的掩护部队,编成包括筑垒地域、几个按战时编制的步兵师、骑兵、航空和机械化兵团,并处于常备战备状态。

1935年夏,日本总参谋部向国家领导层提交秘密报告《各国军事准备现状》,其中对红军不吝赞誉,再次将其与世界大国军队并列。在数量上,日方侦察数据与实际出入很大,但苏联军事建设的基本趋势判断正确。

日本专家得出结论:苏联领导层力图在最短期限内建立堪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匹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在若干领域已取得质量优势:“苏联航空目前比欧美各大国强得多,且预计其将取得更大发展”;“在化学战准备方面红军居各国之首,步兵兵团的火力居世界陆军之首”。

1936年9月22日白俄罗斯大演习中航空兵掩护坦克部队进攻

评估红军步兵机械化程度时,日本总参谋部专家得出结论:组织编制措施增强了兵团的进攻、防御能力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据日方侦察,约三分之二的苏军步兵师配有机械化、坦克分队,2个师完全机械化(指的是日本人误认为是师的机械化军)。

日本总参谋部还确认苏联空军自1921年以来在数量和质量上显著增长,并注意到歼击机、轰炸机部队数量的增加。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大约80架重轰炸机部署于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其航程可达日本。

1935年11月,驻苏武官畑俊六大佐向总参谋部提交了关于苏联坦克兵、骑兵、防空和空军状况的详细报告。他综合了谍报员、日本军事实习生以及观摩红军演习和阅兵的个人观察。武官确认红军装甲坦克技术装备高度饱和。据其数据,工农红军编有3个机械化师(实为军),驻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每个师辖2个机械化旅和1个摩托化步兵旅,此外还有其它机械化兵团和部队(武官提到纳罗福明斯克的卡利诺夫斯基机械化旅、梁赞和哈尔科夫的坦克第3、第4团、骑兵师独立坦克营,以及骑兵第15师达乌里的坦克连),其实当时红军已有4个机械化军。据畑俊六数据,苏军坦克部队的基础是四分之一为无线电装备的Т-26和БТ轻型坦克,但部队已开始装备Т-30和Т-32突破坦克(实为Т-28和Т-35)。分析工农红军空军时,武官注意到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该理论设想以重轰炸机旅和4个航空群(部署于莫斯科、基辅、萨拉托夫和赤塔)在战役纵深和敌后重要目标上消灭敌军重兵集团。

对这一文件及其他文件的分析表明,1932年起日本情报部门既掌握着关于外贝加尔、远东苏军集团乃至整个红军编成的不确实情报,又低估了飞机数量1.5倍、坦克数量2.8倍。而假情报的首要来源往往是驻莫斯科情报站。如1934年1月31日武官川上清六在报告中统计红军有2100辆坦克和2500架作战飞机,而实际相应为6944和4880。

1936年演习中的特勃-3重型轰炸机

尽管如此,苏军对日军在远东优势的数据、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尚未完成、东北铁路网不发达以及缺少战略盟友等因素,制约着日本领导层中那些急于立即解决“北方问题”的人的侵略图谋。因此,日本总参谋部1932年起针对苏联的计划归结为:战争开始时在总体不利的力量对比下(按1934年计划,日本5个步兵师和骑兵集团可对抗13个苏联师),确保东北北部和东北西部侧翼的可靠防御,展开15个步兵师(对抗26个苏联师),对滨海实施强大突击,并在击溃当地苏军后于第二个月把战斗行动重心移至兴安岭山前地带,再向那里急速突进至外贝加尔。日本人认为:即使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来得及把滨海集团从6-7个步兵师增至10个师,关东军和朝鲜军也可从本土增派8个步兵师作为预备队,在乌苏里斯克地区合围并消灭苏军。陆军的行动与关东军航空兵对滨海和滨阿穆尔区工业、军事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密切相关。

这一设想直到1944年9月仍是日本对苏战争计划的基础,只根据红军战斗能力的情报作了数量修正。例如,在1936年6月3日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兵力使用计划》中,其起草者指出,战争初期苏联将借加速动员把步兵师从86个增至138个,而西伯利亚铁路运力的提高将使其向远东和外贝加尔转运约50个师,加上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和外贝加尔军区部队,将形成70个师的集团。日本则只能以46个师中的50个预定步兵师来对抗原先计划的30个。这一指标由两军兵团战斗能力的对比决定。日本分析家估计,苏军步兵师在编人数和武器装备相当于日本加强的甲种步兵师、苏联地方步兵师相当于50%。

1930年代下半期,两国军事力量对比决定着日本对苏关系的策略行为。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在《国策基本纲领》中宣布帝国主要任务是“确保帝国在大陆和东亚稳定自身地位,并向南方扩张”,即向中国和东南亚扩张。在对苏关系上,日本政府主张“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即苏联方面”,途径是“发展满洲国和加强日满防御”,即增加驻满洲和朝鲜的军队,使其足以对抗苏联可能用于远东的武装力量,并“能在战争情况下首先打击部署于远东的苏联武装力量”。同时特别注意同苏联、美国、英国保持友好关系。

随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夺取全中国的战争,这些任务的紧迫性上升,这场战争出乎日本总参谋部预料,演变为耗尽岛帝国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多年冲突。

1938年5月1日苏联五一劳动节大阅兵中数百辆轻型坦克T-38组成的方阵从红场驶过

早在战争开始前,1937年1月,日本陆军省就在《帝国及世界主要国家陆军》手册中列入了1933-1936年红军兵力数据:步兵师和骑兵师从88个增至115个(其中80%为常备),作战飞机从2200架增至5000架,坦克从1500辆增至5000辆。工农红军被称为世界最强军队。

日本军事当局也未能完成政府提出的在满洲增兵的任务。虽然1937-1938年关东军和朝鲜军步兵师从5个增至9个,并在齐齐哈尔市组建了坦克集团(旅),但绝对数字的增长并不太大:人员从22.46万增至25.54万,飞机从230架增至340架,坦克从150辆增至170辆。

1937年7月,总参谋部关于红军增强的意见在日本外交协会会议上由刚从莫斯科武官助理岗位任职归来的侦察员小谷少校表达。他认为,红军的急剧增长是纳粹上台和希特勒宣布德国重新武装的结果,因此苏联在考虑同时从西、东两线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时,把日本看作第三帝国的潜在盟友(德国总参谋部曾估计日本将参加即将到来的对苏战争)。

小谷认为,鉴于西伯利亚铁路运力低,苏联领导层不得不在欧洲和远东保持强大的兵力集团,因此1935-1936年工农红军人数从96万增至130万,到1939年初应增至180万人、100个步兵师和37个骑兵师,其中计划以25-30%集中于东方。帝国官员注意到日本在空军发展上对苏落后。据日本侦察情报,红军编有60个航空旅和6000架作战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优于日本。红军空军装备的是斯勃现代化轰炸机,以及经过西班牙战争实战检验的伊-15、伊-16歼击机。同年,一架伊-16在中国战斗行动中被缴获并经日本专家研究。

在日本对苏军事建设落后的条件下,情报部门1937年11月建议政府不要加剧同莫斯科的关系,但在苏满边界争议问题上采取不妥协立场并大力加强关东军和海军航空兵。

1938年8月哈桑湖步兵第40师步兵第120团骑兵排进行侦察活动

为了避免同苏联全面开战,日本人在边界争议问题上表现出表面上的不妥协。1938年7月,他们要求苏联边防人员从哈桑湖以西张鼓峰、沙草峰等战术重要高地撤出;在增调部队后开始战斗行动。冲突的责任落在朝鲜军司令部头上,它无视政府和统帅部关于只有在用尽外交手段后才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指示。

虽然日军吃了败仗,但陆军司令部对张鼓峰战斗的分析表明:苏联坦克易受反坦克炮火打击,日本步兵惯于白刃格斗和工兵部队使用高效,这些都鼓舞了岛国军政领导层在全面冲突中对苏联获胜的希望。

使东京放弃这种幻想的关键事件,是1939年诺门坎地区的武装冲突。而且日本总参谋部在冲突前夕、即同年4月1日付诸实施的作战计划与以往计划并无二致,也不设想进攻苏军。更有甚者,鉴于帝国军队在同中国陆军作战中根据情报在对苏战争情况下分配兵力比1936年计划少1.4倍(32个师代替46个),而日本侦察部门认为1939年初独立红旗第1、第2集团军(由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和外贝加尔军区部队组建)加强到40万人、1700辆坦克和1800架飞机(实际作战技术装备更多)的情报是可信的。与之对阵,关东军和朝鲜军只能出动30.54万人、170辆坦克和340架飞机。

1938年8月在哈桑湖的步兵第32师的76毫米火炮

在蒙古挑起冲突的主动权属于关东军司令部,它允许下属部队使用比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所部更强的武力。在1939年8月12日的战斗中,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了《诺门坎事件处理基本方针》,设想入冬前转入对苏蒙军队的进攻,给予其毁灭性打击,然后沿河岸构筑筑垒工事、冬季营房和作战飞机机库。苏蒙军队的成功行动打破了这些计划。

战斗一结束,关东军司令部即成立战斗训练研究委员会。1939年11月它向东京提交了日军失败原因的详细分析。其中提到主要原因包括:苏联巨大的物质技术资源、苏军司令部建立的武器、军事技术装备、弹药、油料、给养等不间断后勤保障体系、红军坦克和炮兵部队在火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苏军指挥员战术思维极其灵活、苏军士兵高度的道德心理训练、其勇敢和战斗中的顽强。

1939年8月朱可夫在诺门坎战役战场

鉴于诺门坎战斗的经验,1939年12月20日总参谋长批准了日本陆军现代化计划,按此计划陆军平时兵力应从1939年的41个步兵师增至1944年的48个师,同时把中国战线上的兵团数量从25个减至17个。腾出的资源用于重新武装和扩大关东军与朝鲜军的编制。1940年间,这两支军队的人员从30.54万增至42.7万人,作战飞机从560架增至720架,坦克从200辆增至450辆。但这些紧急措施仍未能使日军与远东方面军和外贝加尔军区部队相匹敌。据日本情报部门数据,1941年1月1日它们计有70万人、2800架作战飞机和2700辆坦克。

因此,1923-1939年日本领导层掌握了关于工农红军的大量情报,这阻碍了最好战的政治家和军事长官侵略意图的实现。尽管东京知道苏联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上优于日军,但仍认为凭借部队的锻炼和道德心理状态,自己的军队能够在对抗中不落下风。但日本军队在诺门坎的溃败向岛国领导层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对比,并迫使它在同苏联的关系中限于用外交方法解决有争议的邦际问题。

1939年诺门坎战役结束后苏军检查废弃的日军装备,近景是1辆95式坦克,左侧1名士兵检查1门38改式75毫米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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