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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披露,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在2031年度之前,在日本高校及国立科研机构设立常设军事技术研究据点,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太空等技术的军事应用。防卫省准备从2027年度起安排经费,并将相关内容纳入新一轮安保文件。继军工企业获得政策支持之后,日本高校也被进一步纳入军事研发体系。这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建设正在从武器生产延伸到科研、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几所研究机构,而在于日本正在建立长期运转的军事科研体系。
今年4月21日,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规则,取消过去针对成品装备出口的五类用途限制,为扩大武器出口创造条件。企业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可以扩大装备研发和生产,但仅靠企业还不够。现代军事技术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卫星通信等基础研究,而高校恰恰掌握这些资源。因此,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在推动一套完整的合作机制。高校负责技术研究,企业负责装备开发,防卫省提供资金和军事需求。
为什么日本高校愿意参与?经费压力是重要原因。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实施法人化改革时,政府运营费交付金约为1.24万亿日元,如今已降至约1.09万亿日元。长期投入不足,使不少高校面临设备更新困难、研究经费紧张等问题。
与此同时,防卫部门的科研预算不断增加。2015年,日本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当年预算只有3亿日元,2026年度已增加到129亿日元。10月2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度该制度收到560项申请,其中高校等教育机构提交291项,较上年度的123项大幅增加。最终获批的47个项目中,大学占30项。这些数字说明,日本高校参与军事研究的规模正在扩大。
高校未必会直接变成军校,但部分实验室可能逐渐承担军工企业前期研发的任务。这也意味着,日本战后形成的军学分离传统正在受到冲击。
日本学术会议曾在1950年和1967年发表声明,反对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2017年再次确认相关立场。这一传统与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科学界参与军事活动的历史有关。如今,日本政府不仅扩大军事科研资助,还准备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等于进一步改变军事需求与高校教育之间的关系。
那么,企业和高校之后,日本下一步还可能向哪些领域扩张?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和社会舆论。当军事研究成为高校的常规项目,相关课程、实习岗位和就业渠道也可能增加。学生从进入实验室开始,就有机会接触防卫部门的技术需求。如果这种模式长期持续,日本年轻人对军事活动的认识也可能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日本部分政治势力不断强调周边安全威胁,主张增加军费、强化军事能力。科研合作与安全宣传相互配合,可能使扩大军事投入逐渐成为社会习以为常的政策选择。
其次是宪法和军队制度。11月12日,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讨论宪法第九条及自卫队定位问题。自民党议员主张在宪法中明确自卫队地位,日本维新会则提出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并建立所谓的“国防军”。虽然这些主张尚未成为法律,但其政策方向值得关注。自卫队如果进一步向正规国防军转变,变化就不仅涉及名称,还可能涉及军事行动权限、海外部署和集体自卫权的适用范围。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军事限制,可能因此面临更大调整。
第三个值得警惕的方向是核政策。11月5日,日本媒体披露,政府正考虑在修订安保文件时,为“无核三原则”设置例外情况,允许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运入日本。此前,日本执政党内部还出现了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讨论。这些政策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核问题已经进入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范围。特别是日本拥有相当规模的民用核工业和先进科研能力,一旦核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势必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判断。
第四个方向,则是粮食、交通和其他民用资源。日本已经推进部分民用机场、港口的特定利用安排,让自卫队在需要时能够更便利地使用相关设施。2025年,日本还实施了《粮食供给困难事态对策法》,加强紧急情况下的粮食供应管理。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民生保障和灾害应对目的,但随着军事规划扩大,民用运输、能源和粮食供应体系是否进一步承担军事保障任务,值得关注。
为什么这些领域需要放在一起分析?因为日本过去有过类似的历史教训。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于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加强对劳动力、企业、资金和物资的控制。随后,又逐步建立粮食统制和军需生产制度。当时,日本的战争动员并不局限于军队,而是不断延伸到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
从放宽武器出口,到扶持军工企业,再到推动高校参与军事研究,日本正在把更多社会资源与防卫建设联系起来。接下来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是否继续推动教育、舆论、宪法、核政策和民生保障体系向军事需求靠拢。
企业提供装备,高校提供技术,社会提供人才和资源。如果这些环节逐渐形成以军事需求为中心的长期制度,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传统就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