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终于醒悟了,他面对记者说:“我现在吸取教训了,你让我去演出,我就去演出,你不叫我去演出我就不去,你再叫我穿乱七八糟的衣服我不干了!我不穿了,一开始咱不知道嘛,我光觉得拿人家老板钱了,人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穿什么就穿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让做违法的事就行了。”
这话听着糙,可你细品,里头那股子憋屈劲儿都快从屏幕里溢出来了。
人红是非多啊,这话搁谁身上都成立。
你说他以前那叫什么日子。
他自己下了台跟人念叨别扭,可别扭归别扭,钱收了,活儿接了,咬着牙也得把戏演完。
他那时候的想法特别实在,实在到让人听着都替他心酸——拿了人家老板的钱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听听这话,是不是特耳熟?
工地上搬砖的、厂里拧螺丝的、办公室里熬夜改方案的,多少人心里都揣着同一句话。
可问题是,你把自己交出去容易,想收回来可就难了。
我就纳了闷了,一个在别的事儿上嘴硬得很的人,怎么在这事儿上就软成这样。
他不是没长那张会拒绝的嘴,是在有些事上张了嘴,在另一些事上把嘴抿得死死的。
说白了,他分不清哪些钱是买他嗓子的,哪些钱是买他这张脸的。
那现在怎么又突然想通了呢。
我琢磨着,不是他想通了,是现实拿大嘴巴子把他抽醒了。
你越把自己交出去,人家越敢替你决定什么时候把你撂下。
穿得越怪离唱歌的那个人就越远,离台上那个笑料就越近。
你配合得越彻底,人家越觉得你是个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
一个从工地上走出来的人,嗓子是老天爷赏的,可底气是自己一点点攒的。
他以前总觉得人家给钱就是看得起你,让你穿什么你就穿什么,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叫本分。
可本分和窝囊之间就差一层窗户纸,他捅了十几年才捅破。
他红了,红得让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觉得从他身上薅一把是理所应当的。
可红的人自己怎么看待这份红,旁人管不着,也替不了。
他现在给自己划了条线,不穿乱七八糟的,不唱不擅长的,演出得有自己个标准。
这条线画得晚,画得笨拙,画之前交了不少学费,可好歹是画上了。
我有时候想,大衣哥这十几年就跟一面镜子似的,照出好些人心里那点说不出口的拧巴。
区别在于,有的人弯完腰知道直起来,有的人弯着弯着就忘了自己还能站直。
大衣哥属于前一种,弯了十几年,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根脊梁骨。
他不知道拿了钱就得把自己整个儿交出去,不知道人家买的不是他的歌是他的滑稽,不知道配合到最后连自己都找不着自己了。
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
不扮怪照样有人听,同一个人,同一副嗓子,穿得周周正正站那儿,底下照样有人鼓掌。
那些年穿的花褂子、戴的娃娃帽、含的奶嘴,说到底都是多余的东西,是他自己以为人家爱看、其实人家看完就忘的东西。
红的人多了,被是非缠住的也不少,可像大衣哥这样被缠了十几年还能想起来自己是谁的,不多。
他这回算是给自己松了绑,钱少挣点就少挣点,活儿少接点就少接点,总比站在台上让人当猴看强。
你说他傻也好,说他轴也好,可我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能当着记者的面说出我不干了这四个字,比他在台上唱多少首歌都硬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