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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情感专家说:“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男人想找个睡觉的女人,不难;女人想找

一位情感专家说:“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男人想找个睡觉的女人,不难;女人想找个睡觉的男人,更容易。可若想在相处时情投意合、生活中心有灵犀,在激情之外还有情义,在肉身之上还能共鸣,那就难了。身体相伴的人满大街都是,灵魂共振的人寥寥无几。”

这话说得漂亮。我想讲一对夫妻,他们没提过“共振”两个字。

北京,一间九平米的小书房,书架摆满以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

每天上午十点,两个人坐下。她喝清茶,他喝咖啡。

喝之前,杯子举起来,往上一抬,碰一下。

这个动作,他们做了几十年。周有光管它叫“举杯齐眉”。

他自己解释过:“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这是一个小动作,多少年了。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他还说过一句更直白的:光是爱,还是会发生矛盾,还要相互敬重。

这两个人做的事,八竿子打不着。

周有光原本是搞经济学的,五十岁才半路改行做语言文字,后来成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张允和是合肥张家九如巷的四姐妹之一,一辈子痴迷昆曲,写《昆曲日记》,几十万字,研究唱腔、音韵、吐字。

她八十六岁那年学电脑。半夜起来打字,怕吵醒他,拿衣服把灯光遮住。

他们1933年结婚。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拿着两人的八字去找算命先生,回来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

他们听完笑笑。后来他说: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这七十年不是没风浪。

抗战逃难,六岁的女儿小禾病死,儿子小平被流弹打中,差一点没救回来。后来他被下放到干校,她在北京,一直给他寄药。

他也承认他们吵架。有人在采访里问,外面都说你们七十年没红过脸,是真的吗。他笑了,说:

“其实我们也吵架,不过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也没有闹几个小时,一般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

连吵架的分工都是这样:他不出声,她嘴上快,说三两句就完了。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走了,九十三岁。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家里拍照,第二天发病就走了。

他后来这么描述那段时间:我们结婚七十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这种生活好像是自行车,忽然一个轮子掉了,你怎么走?

隔了半年,人才慢慢稳下来。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原来那套东西是两把椅子一张茶几,两个人并排坐着喝茶。她走以后,他把两椅一几换成了一张沙发。

他每天晚上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卧室去。

这句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她的骨灰埋在门头沟一棵花树底下。他写:化作春泥更护花。

后来那几年,他把她的《昆曲日记》《浪花集》《曲终人不散》一本一本整理出来出版。

现在说回那位专家的话。

他说灵魂共振的人寥寥无几。这话我信。

但周有光这一对,算共振吗?

他们做的事一件都不搭。一个改字母,一个唱水磨腔。一个算经济账,一个记曲牌名。要说频率,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波段上。

他们的答案其实不是共振,是敬重。

这两个字听着老气,也不浪漫,甚至有点像单位里的词。但它比共振结实。共振是两个人的频率正好一样,那是运气;敬重是频率不一样也不妨碍,那是每天上午十点举一次杯子举出来的。

引文里那串词——情投意合、心有灵犀、情义、共鸣——听着都对,但它们都是结果,不是做法。

做法很土。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让,一句一句地咽,一次一次地把杯子举到眉毛那儿。

我也得说句公道话。

多数夫妻不是周有光张允和。

多数人的日子没有七十年的茶叶咖啡,也没有那种“三两句话就吵完”的默契。多数就是吵完了不说话,第二天照样一起做饭;就是他忘了她的生日,她记了三十年;就是孩子发烧的那个夜里两个人轮流守。

这样的日子谈不上共振,也谈不上灵魂。它不高级,但它能过下去。

拿“灵魂共振”当标准去找人,多半找不到,找到了也未必过得下去。周有光和张允和能被评上“中国百对恩爱夫妻”,是因为他们把一件很土的事做了七十年,不是因为他们灵魂多契合。

他把两把椅子换成了一张沙发。

那套两椅一几的位子,他一直没再坐回去。

素材来源:周有光《百岁口述》(中国作家网2013年8月12日转载);周有光《我的离休生活》,《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6日;人民网文化频道2015年1月9日《103岁的光芒——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中国新闻网2017年1月15日《逝年如水 百年有光》;人民网健康频道2017年2月6日《周有光长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