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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叮咛:“嫁人,可以嫁穷、嫁笨、嫁矮、嫁丑,都无妨。唯独一种男人,

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叮咛:“嫁人,可以嫁穷、嫁笨、嫁矮、嫁丑,都无妨。唯独一种男人,千万别嫁,心穷。你上进,他说你爱出风头;你顾家,他嫌你不赚钱。你省钱,他说你寒酸;你打扮,他嫌你招摇。你娘家帮是应该,他父母要就是天理。他不扛事,只挑错;不撑家,只拆台。你的付出他看不见,你的委屈他嫌矫情。”

这段话骂那一类人骂得准。但我想讲一个反面的人,别人问他“你为什么来”,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1963年,两个北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分了工作。樊锦诗去敦煌,彭金章去武汉大学。

临走的时候她跟他说,很快的,也就三四年。学校答应过的,过几年会派新人来换她。

三四年变成了十九年。

1967年1月15日,他们在武汉大学结了婚。没有仪式,武大青年教师是两人一间宿舍,跟老彭同住的那个同事当晚把房间让出来,当新房。

新床单新被子是他张罗的。她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的裤子,结婚那天他穿上。后来她到上海,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这件小棉袄,他一直留到生病离世。

她自己那天没怎么打扮。条绒棉鞋,蓝布裤子,一件丝绵棉袄,棉花露出来了就往里塞一塞缝上,外面罩一件旧的灰布罩衫。

结婚没几天,两个人各回各单位。

1968年,她怀第一个孩子。家里怕她体弱出意外,让她申请去武汉待产。临产前一个多月,她请假没批,还让她下乡参加秋收。

孩子生在敦煌。出生时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用她自己穿的棉猴裹着。护士帮着发了加急电报。

他从武汉出发,挑一扁担东西,换了五次车,走了三千多公里,到敦煌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一周。

孩子还没满月,他因为工作又走了。

那些年,孩子分别托给亲戚带。一次探亲,他跟她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你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她说:你说得对。可在敦煌待久了,我越发觉得有很多课题等着我去做,割舍不下。

后来两家人拉锯了很多年。他1976年创办了武汉大学的考古学科,那是他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一块地。

1986年,甘肃省和武汉大学各派一个干部坐下来谈,谈他俩到底谁调。武汉大学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夫妻俩。

他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的教职,放弃了自己创办的考古专业,调到敦煌研究院,改行研究佛教考古。

到了敦煌,他挑了莫高窟北区。那地方当时被叫作“敦煌艺术的荒漠”,同事都劝他别碰。他的理由是:就算北区什么都没有,把所有的洞窟编个号也是一种成果。

从1988年起,他带着考古所的人在莫高窟北区挖了七年,六次大规模发掘,出土近千件文物。那本一百多万字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他写了十六年。

他在敦煌待了三十一年。

樊锦诗说过一句话:老彭提出到我这边来,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做出了让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为了照顾我做出让步,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她还说过:我们家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伴侣。

这三十一年里,他的名字一直排在她后面。别人介绍他,说的是“樊锦诗的丈夫”。他没抱怨过。

2008年,他查出直肠癌,手术加治疗,基本恢复。2017年,又查出胰腺癌。

她每天从旅馆走到病房,来回六个月。

2017年7月29日他走了,八十二岁。

那年4月,一向不爱上节目的樊锦诗破例去录了《朗读者》。她跟人说,因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他没能等到播出。

现在说回那位母亲的话。

她说的那种人,是“你上进,他说你爱出风头”。彭金章不是。她上进,他没有拦,也没有站在旁边阴阳怪气。他没有说“你一个女人跑那么远干什么”,也没有说“家里孩子你不管了”。他替她算过账,劝过她回来,吵过、谈过很多年,最后他自己动了。

她说的那种人,“不扛事,只挑错”。他扛了。他扛的不是一件大事,是三十一年。

她也说,那种人的毛病是“你的付出他看不见”。这一对正好相反。他看见了,代价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

但我不打算把他讲成一个圣人。他犹豫过,他劝过她回来,他也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一个1976年亲手创办了武大考古专业的人,放下这一切去另一个单位从头做起,心里不可能没有过账。

他只是算完这笔账,还是选了那一步。

我也得说句公道话。

多数人家的男人,不是彭金章,也不是那位母亲骂的那种人。

多数就是普通人:会算计,会抱怨两句,会在你加班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也会在你生病的时候半夜起来给你倒水。算不上多伟大,也谈不上“心穷”。

拿这段话当筛子去量人,多半量谁都不合格;拿彭金章当模板去找对象,这世上也找不出几个。

2018年春节,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

她跟人说,她在饭桌上摆了老彭的照片,跟他一起吃年夜饭,吃完饭一起看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