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着红军走上25000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一介书生。
翻一翻历史就会发现,前四次反围剿,国民党每次出动的兵力都不少,最多时也有几十万人,却次次都没占到便宜。
这个书生叫杨永泰。他没有靠冲锋打仗出名,却看到了一个问题:国民党过去有兵力优势,为什么一进中央苏区,还是抓不住红军?因为红军熟悉山路,善于调动敌人、集中兵力,等对方队伍拉长、露出空当,再突然出手。对手人多枪多,未必能在合适的地方使上劲。
到了第五次“围剿”,打法变了。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筹划进攻。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张把军队进攻同地方控制、交通封锁、经济封锁接在一起。国民党军这回准备围住的不只是红军的驻地,还有通向驻地的路、村庄和买卖。
其中最能让人看明白的,是一包盐。江西不产食盐,苏区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国民党当局在周边实行食盐公卖,查人口、发凭单,百姓买盐按户登记,能买多少也有限额。到了关口,运盐的人得过盘查,货物进出也得有通行凭据。一包平日不起眼的盐,忽然成了过封锁线的难题。
药材、布匹、火油也遭到限制。盐少了,军民日子难过;药进不来,战场上的伤员更难救治;布和火油紧张,部队生活、运输和生产都要受影响。苏区的人想办法组织贸易、开办合作社,还有人把盐藏进竹筒,或把盐水浸进衣服,晒干后穿过封锁线,再把盐洗出来。办法很巧,却也说明寻常物资已经难买到了。
杨永泰兼管南昌行营负责党政经济事务的第二厅,封锁正是这个部门经办的要事。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苏区外围推行保甲、联保连坐,清查人口,盯住人员往来。军队在前面推进,地方上在后面设卡,过去可以替红军送消息、运物资的村路,走起来越来越险。
军事上,则是另一种压迫。国民党军修碉堡、占要道,打下一段便筑一段工事,慢慢往里挤。红军若强攻碉堡,面对的是有工事掩护的守军;若退回去等,又眼看着根据地缩小、补给越来越难。这套打法像一张网,网眼不是一下收紧的,而是一天天勒紧的。
但把碉堡都算在杨永泰头上,也看不清这盘棋。碉堡政策有南昌行营的军事人员提出并推动,杨永泰主要推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围困,拍板和组织整场进攻的还是蒋介石。各人分管的事合在一起,才让第五次“围剿”比以往更难对付。
就在包围逐渐收紧时,外面一度出现过机会。1933年11月,曾参加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公开反蒋,并同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要是两头用兵,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就可能减轻。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没有抓住联合十九路军的机会。福建事变被镇压后,国民党军又能集中力量往苏区压过来。
更要命的是,红军自己的打法也偏了。前几次反“围剿”,红军靠机动,寻机会打敌人的薄弱处。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等人主张在根据地外围挡住敌军,后来又同敌人打堡垒战、阵地战,拼起消耗。敌军最希望红军守住一处硬碰硬,红军却把许多兵力耗在了这样的战斗里。
1934年春,广昌成为惨痛的一关。红军为守城苦战18天,最终撤出,伤亡5000多人。广昌失守后,根据地越来越小,军力、民力和物资都经不起这样耗下去。
到了5月,中共中央开始准备让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来那些翻山过江的日子,在这时还不是一条已经画好的路线;眼前最紧迫的,是把部队带出围困,保存力量。
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等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之路。最初几道封锁线虽被突破,追兵和拦截仍接踵而至。到了湘江,红军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战后队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走出了苏区,并不等于已经走出了险境。
路往哪里走、仗该怎么打,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生死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集中讨论军事和组织问题,纠正此前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在强敌之间不断调整方向,逐渐从被动挨打中夺回主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次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所以,杨永泰的厉害之处,不是亲手打赢了哪场仗,而是让封锁和军事进攻同时压向苏区。但红军为何被迫长征,还得看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的碉堡推进,以及红军当时错误的军事指挥。
那是一道道困局叠在一起逼出的战略转移。红军最终走通的路,也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边打边走、边走边改变打法闯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