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安史之乱的根源在李林甫,并非将一场持续八年的浩劫简单归咎于某个奸臣的个人品德,而是因为他在相位十九年间,系统性地拆除了唐初以来维系中央与边镇平衡的那套制度装置。
唐初的边防体制内含一道精巧的制衡:边帅多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兼统,功勋卓著者往往入朝为相。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使边将既有奔头,又受中枢牵引;胡将即便才略出众,也不得专大将之任,须由大臣节制。李林甫为杜绝边帅入相威胁自己的权位,向玄宗进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理由冠冕堂皇——胡人勇决习战,寒族孤立无党。但其真实用心,恰在于胡人“不知书”,永远不可能入朝为相。
这一变更的后果是结构性的。从此“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勢偏重”。安禄山正是在此政策下得以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长期据守一方,精兵尽归其手,而中枢再无“入相”这条柔性纽带加以牵制。《新唐书》直书:“卒乱天下,林甫启之也。”与此同时,李林甫又以“马料论”钳制谏官,使言路闭塞,安禄山坐大的危险在朝堂上失去了被公开纠错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安史之乱的成因是渐变累积的,玄宗本人的怠政与纵容同样难辞其咎,将全部责任归于李林甫一人并不完全公允。但“根源”之谓,指向的正是制度安全阀的拆除。李林甫未必预谋叛乱,却为了固位而亲手移走了防止边镇失控的那道最关键的制度屏障。此后安禄山之所以能反,不是因为突然有了野心,而是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他的野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