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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可以有多副面孔。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把自己的苦

“亲民”可以有多副面孔。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把自己的苦难推开,替天下人喊出愿望,情深而重;苏轼“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走到哪里都与百姓打成一片,人格可爱可亲。但若论主动拆掉诗歌与普通人之间的那堵墙,白居易做得最彻底、最自觉。

他写诗,有一个近乎执拗的习惯:每成一首,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就是“老妪能解”的来历。这并非后人附会的轶闻,而是一种清醒的创作选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得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关心的不是诗在文人圈里是否“蕴藉含蓄”,而是它能不能被街市上的普通人听懂、记住、传开。他的讽喻诗写“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写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用的几乎是口语的节奏,却把民间的疼痛直接摆到读者面前。

正因如此,白居易在当时的传播力远超一般诗人。他的诗从长安传到乡野,从唐朝传到日本,靠的不是典故的深奥,而是语言的宽厚。宋代以后有人以“元轻白俗”相讥,但这个“俗”字,恰恰是他亲民的代价,也是他亲民的证明。杜甫把百姓写进诗里,苏轼把日子过到百姓中间,而白居易让百姓自己也能走进诗里。 在这个意义上,他最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