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教授杨佳:29岁双目突然失明,遭失明被丈夫和孩子无情抛弃,丈夫携女儿人间蒸发,谁料,短短八年时间她竟把一手稀烂的牌打得满堂彩!
一张借书证还在手里,字却已经看不清了。
对杨佳来说,失明带走的不只是视力,还有她熟悉的生活方式。可八年后,她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重新站上讲台,也走上国际舞台。
这段经历常被讲成一个逆风翻盘的故事,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她有多能吃苦,还有她怎样一点点学会用新的方法生活、学习,并把个人经历变成推动无障碍建设的动力。
杨佳年轻时一路顺利,15岁考上大学,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19岁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进入中科院研究生院,成为讲师。
她跟随语言学家李佩教授做研究,教学认真,事业发展也很顺。
27岁结婚,28岁有了女儿。
那时的杨佳有工作、有家庭,身边人很难想到,生活会在短短一年后转向。
29岁时,她开始发现读书、看字不对劲,起初以为是备课太累或近视加深。
检查后,她得知自己患有不可逆的视神经病变,视力会逐渐消失。眼镜帮不上忙,后来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看书、写板书。
失去视力后,连喝水、走路这样的日常小事都变得不容易。书本还在,文字却进不了眼睛;熟悉的房间还在,桌角也可能变成障碍。一个长期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突然要从最基础的生活能力重新学起,这种落差不难想象。
更难熬的,是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相关讲述称,丈夫带着女儿离开,此后与杨佳失去联系。
眼前的黑暗已经够重,亲近的人离开,更让她面对生活时少了依靠。
她没有一下子就适应,杨佳从盲文开始学,手指反复摸凸点,一页书要花很久才能读完;出门时练习使用盲杖,再靠声音和触觉判断周围环境。
过去轻松做到的事,如今要拆成一步一步,慢慢重新掌握。
如果只把这段经历说成咬牙坚持,似乎又太简单了。她当然付出了大量努力,可盲文、盲杖和语音软件也给了她重新学习的工具。
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人看不见后,教育和生活能不能提供适合他的通道?
杨佳的答案,是继续读书。
37岁那年,也就是失明后的第八年,她考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有人觉得,一个盲人要在国外完成学业,光是适应课程就不容易,何况还要面对密集阅读和课堂讨论。
她把学习资料扫描进电脑,用语音软件听内容。
为了跟上课程,她把语速练到四倍,靠专门键盘盲打记录课堂内容。别人看课件,她听文本;别人翻页找图表,她要另找办法理解信息。白天上课,晚上整理资料,经常学到凌晨。
一年的学习没有白费,毕业时,她取得全院最高成绩。
她也成为哈佛肯尼迪学院建校三百多年里,首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这个结果让人惊讶,但不该让人误以为盲人只要努力,就能轻松复制同一条路。
日本钢琴家辻井伸行自幼失明,2009年获得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
他在音乐领域的经历说明,视力障碍不等于不能学习和创造,但每个人面对的环境、资源和支持并不相同。把成功全部归结为个人意志,反而容易忽略那些让人能够参与其中的条件。
杨佳回国后重新回到中科院讲台,开设课程、编写教材,还参与残疾人权益和无障碍环境建设。她推动视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也关注视障人士读书、出行和参与社会生活的便利。
后来,她代表中国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
这条路与她早年的教师生涯并不相同,她过去主要在课堂里传授知识,后来也开始推动更多人能进入课堂、走出家门。
个人遭遇没有自动变成公共行动,是她把经验带到现实问题中,才让影响超出了自己。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也曾在失明失聪后学习交流,后来写作并参与社会倡议。她与杨佳所处年代、经历和社会环境都不同,不能简单放在一起比较,但两人的故事都提醒人们,残障者能否发挥能力,不只取决于本人有多坚强,也与社会是否给出可用的支持有关。
杨佳从失明到赴哈佛求学,确实完成了一次人生转向。可比起一句不认输,更值得记住的,是她把盲文、语音软件和新的学习方法变成日常工具,又把个人经历带回讲台和公共事务中。
一个人失去视力后,人生就只能缩小吗?
杨佳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否定答案,她的故事不是说所有人都该独自扛过困难,而是说,能力没有消失时,合适的工具与机会,能让人继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