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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陕北“肃反”中刘志丹的逮捕令是谁下的?中央红军抵陕前,是谁羁押了刘志丹

1935年陕北“肃反”中刘志丹的逮捕令是谁下的?中央红军抵陕前,是谁羁押了刘志丹?

1935年10月6日,刘志丹在前线接到“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行至半途,骑兵通信员递来一封急件。他拆开后看到的,是一份来自西北保卫局的秘密逮捕令,而他则位列首位。

逮捕令的原文只有一句话:“已确定刘(志丹)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岗)回来。”

紧随其后的,是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到后方来”。

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交还通信员,只说了一句:“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独自策马,赶赴瓦窑堡。

逮捕令到底是谁签发的?——揭开历史迷雾,看到的是三份互相矛盾的供述:

朱理治的供述:“逮捕令为戴季英擅自所为。” 朱理治在审查中称,戴季英写好信后“未给他看”,就直接派通信兵送往前方,抓人的内容他“不知道”。

戴季英的供述:“我是奉令行事,集体签名。 ”戴季英的说法截然相反:“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他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更进一步:“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上海组织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

聂洪钧的供述:“逮捕令是朱理治亲笔签发。”当时在前方与刘志丹在一起的聂洪钧回忆:“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令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

1955年,程子华在“陕北历史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给出了一个关键证词:逮捕决定是“朱理治、程子华、戴季英等人在后方永坪镇开会作出的”。

审查的结论是:把责任完全归结为戴季英“擅权”,“颇难说通”。朱理治作为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是那道逮捕令授权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其实朱理治的“最高代表”身份,是在当时红军长征通信中断状态下,无法被上级核实所造成。

1935年7月,朱理治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抵达陕北。他在“完全夺取了西北党的领导权”后,同时让聂洪钧接替了刘志丹的军队领导。

“肃反”从此时已经开始。9月的永坪联席会议上,朱理治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并以陕甘晋省委名义发出指示,颁布《赤色戒严令》。9月底的会议进一步分工: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10月初,朱理治“以最高代表的身份”,指使戴季英发动了对刘志丹等人的逮捕。

这里的关键事实是:1935年的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与北方白区组织的电台联络早已中断。朱理治所持有的“最高代表”授权,在陕北当地无法核实,但它从未经过长征中的中央确认。戴季英的保卫局之所以能够将一纸名单转化为镣铐,依赖的正是这张未经核实的授权书。

1942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文件对责任归属做了明确裁定:

“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

最初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最终“考虑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戴季英作为保卫局的执行者,在1942年高干会上辩解:“理治、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说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不听指挥,你们后来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这段话反过来印证了一点:如果朱理治当时真反对,戴季英以一己之力,不可能把六十余名干部关进瓦窑堡的牢房。

1935年10月19日,红军主力抵达吴起镇。当天,陕甘边游击队第二路政委龚逢春向毛泽东、张闻天当面反映: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

毛泽东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随后更发出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组织来解决。”

11月3日,下寺湾中常委会听取郭洪涛、聂洪钧的汇报后,当场定性:肃反搞错了。11月底,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一百多名被关押者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