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一介书生。
1933年秋,赣闽交界的山林里暑气未消,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围剿已经悄然收紧了罗网。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扑向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其中五十万嫡系精锐直指中央苏区,这便是第五次“围剿”。
和前四次长驱直入、急于决战的打法完全不同,这一回国民党军走得异常缓慢,每推进几里地就停下修筑碉堡、挖掘工事,再用简易公路把星罗棋布的碉堡连成封锁线,像拧螺丝一样一点点往苏区腹地挤压。
这套打法的成型,除了蒋介石的最终决策,背后还有个几乎没带过兵、没摸过枪的文人幕僚出了关键的狠招,他就是被称作蒋介石“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早在前几次围剿接连败北时,杨永泰就看清了问题的核心:红军不是旧军阀部队,光靠军事强攻没用,红军扎根苏区靠的是群众支持和自给自足的补给体系,要打赢就得从根上断了苏区的活路。
他给蒋介石呈上“剿共万言书”,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核心策略,一下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全权指挥围剿,直接任命杨永泰为秘书长,总揽所有政治剿共事务,行营内部私下都称他为“七分厅长”。
杨永泰的招数全是软刀子,却比真刀真枪更致命。
政治上,他在苏区周边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一户人家与红军有往来,周边十户一同受罚,用高压手段切断苏区群众与外围的联系;经济上实施最严苛的封锁,盐、布匹、药品、煤油这些生活和作战必需品,一律不准流入苏区,甚至连粮食、牲畜都严格管控。
只过了半年多,苏区的物资就陷入极度匮乏,老百姓吃盐要刮老墙土熬硝盐,红军伤员做手术缺麻醉药、缺消毒酒精,很多本可以治好的伤员只能硬扛。
这套政治经济封锁,把苏区的生存空间硬生生压缩了一大半。军事上的堡垒推进战术,则来自国民党军将领的实战教训。
第四次围剿中,一支部队被红军打散,师参谋长柳际明带着辎重营依托村庄临时修工事,居然从红军的包围中突了出来。
这件事让不少将领意识到工事的作用,柳维垣、戴岳等人先后正式向蒋介石提出碉堡战术的完整建议:不跟红军打机动游击战,而是步步为营,用稠密的碉堡网构成封锁带,逐步挤压苏区范围,最终逼红军主力打阵地战拼消耗。
蒋介石采纳了这套方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轮训所有排以上军官,把堡垒战术的细节贯彻到每支部队,还专门在南昌行营设立碉堡科,统一督导各地碉堡的修建。
这套看似笨重的战术其实有明显破绽:几十万兵力摊在数百里长的封锁线上,处处设防就意味着处处薄弱,总有部队突出在前、孤立无援;而且碉堡都集中在苏区边缘,国民党军后方腹地十分空虚。
按照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红军完全可以避开碉堡密集区,集中兵力打孤立冒进的小股敌人,打完就迅速转移;或者干脆把主力跳到外线,直接捣向敌人后方,迫使围剿部队回援。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提出过可行的破局思路。
毛泽东建议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在没有碉堡的广阔区域机动作战,直接威胁南京、杭州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围魏救赵打破围剿。
彭德怀也反复向中央进言,反对硬打阵地战,说红军没有重炮和飞机,对着钢筋水泥碉堡强攻只会白白损耗兵力,应该用运动战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遗憾的是,这些正确主张全都被否决了。
当时掌控中央的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这个只有欧洲正规战经验的外国人,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处处筑垒、分兵把守,用阵地战抵御国民党军的推进,还推行“短促突击”的战术,让红军对着敌人的碉堡硬冲。
红军战士靠着步枪和手榴弹攻坚,每打下一座碉堡都要付出惨重伤亡,而敌人的碉堡却越修越多、越推越近。
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主力与敌人硬拼十八天,最终伤亡五千余人,还是没能守住广昌,苏区的北大门彻底洞开。
到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范围已经被压缩到极致,兵员、物资都难以为继,再坚守下去只有全军覆没的结局。
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转移,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