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婿身份的名人还有一个叫钱大昕。他十五岁中秀才那年,王尔达在考场外读了他的文章,认定此子必有成就,把幼女王顺媖许给了他。可钱家太穷了,订婚后拖了七年才正式入赘。钱大昕在王家受岳丈和内兄王鸣盛指授学问,也受尽了“门难进、脸难看”的闲气。赘婿在清代不是什么体面的身份,柴德赓说得直白:“这种赘婿生涯,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
入赘第二年,乾隆南巡,钱大昕献赋行在,特赐举人。报至,亲党皆喜过望。又三年,他与王鸣盛同榜中进士。
他最伟大的事迹是用五十二年写了《廿二史考异》。这部书从《史记》《汉书》一路考到《金史》《元史》,逐卷比勘,专挑正史里记人、记时、记地的错处,也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的混乱一条条理清。梁启超拿它比作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经学上的《经义述闻》——史部考据的顶峰,就在这一部书里。
但这只是他“破”的一面。他真正让后世史家绕不过去的,是“立”。
钱大昕治史,不满足于汉唐以前。他突破了乾嘉学者“非汉唐以前书不读”的旧习,一头扎进宋、辽、金、元这些冷僻领域。元史在他手里几乎是开荒:《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元进士考》,都是开风气之作,为晚清乃至近代的元史研究铺下了第一批坚实的台阶。宋史方面,他被推为“考证《宋史》第一人”,其考订成果至今仍能被用来补点校本《宋史》的缺讹。
他的方法也开了一条新路。金石文字入史,在他是常法:以碑刻校史传,以彝鼎证官制,把地下材料拉进书斋,与纸上文献对质。这在乾嘉学者中并不普遍,却被他用成了利器。
陈寅恪说他是“清代史学家第一人”;陈垣说他的著作是“近代学术之源泉”。同时代人江藩给他的评语是“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以他为中心,弟钱大昭、从子钱塘等人并治史学,人称“嘉定九钱”;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一流学者,或受他启发转治宋史,或自认“亮吉之师阁下已久矣”。一个由赘婿走进王家侧门的寒士,身后留下的是一个以他为源头的“钱派”。
那个当年因入赘被人窃议“骨相寒陋”的人,把“耻”留在了纸上,把“潜研”留给了后世。嘉定王家那扇侧门,他进去时低着头,出来时,身后是一部足以让整个乾嘉学派绕不过去的书,和“清代史学第一人”六个字,刻进了学术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