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星链”的大规模降轨逼近,不再忍耐,对“星链”出手了。SpaceX的4400颗卫星突然集体降轨,直逼中国空间站所在轨道层,安全缓冲距离被大幅压缩。面对这种步步紧逼,咱们不吵不闹,用发射架上的硬实力回击。
把镜头拉到地面以上几百公里,这场竞争就有了具体模样。那里既有航天员长期生活的空间站,也有成千上万颗通信卫星。地面上看不见的轨道变化,关系着天上的安全,也关系着今后谁能提供覆盖更广的通信服务。
2026年1月1日,星链工程副总裁迈克尔·尼科尔斯宣布,计划在这一年,把约4400颗卫星从约550公里降到约480公里。
降了70公里,放在地面上,是一段不短的路;放在近地轨道上,则意味着一大批航天器需要重新调整运行位置。中国空间站的设计运行高度范围为340至450公里,卫星轨道调整期间的监测、预警和协调,自然值得重视。
太空中的安全账,还要算速度、方向和时间。同样的高度,两颗航天器可能相隔很远;轨道一旦相交,就得计算它们会不会同时到达交会处。对载人空间站来说,提前掌握对方怎么飞,才能为避险留下余地。
这份警惕,有过实实在在的教训。
2021年,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在约390公里高度运行。当年7月1日和10月21日,空间站两次实施紧急避碰,原因都涉及星链卫星接近。
第一次涉及星链1095号卫星。它原先在平均约555公里高度运行,随后持续降轨,到平均约382公里高度后保持运行。7月1日,两者出现近距离接近,空间站当晚主动采取规避措施。
第二次涉及星链2305号卫星。当时这颗卫星持续进行轨道机动,机动策略未知,轨道误差难以评估。为了保证航天员安全,空间站再次避让。
这两次经历,把一个问题摆到了眼前:商业公司的卫星越多,运行管理就越不能只顾自己。天上住着人,任何一次风险处置,背后都有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星链给这次降轨提出的理由,也涉及安全。按照其解释,随着太阳活动变化,高层大气密度下降,失效卫星靠大气阻力自然掉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把高度降下来,有助于缩短失效卫星滞留太空的时间。
这笔账说明,卫星互联网做得越大,善后能力就越重要。卫星要能正常工作,也要能在寿命结束或发生故障后妥善退出;一次大规模调整,还需要与其他航天器运营方协调。
中国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靠的是把自己的航天能力一项项做扎实。
时间往前推。2024年12月16日,文昌,长征五号乙运载火箭搭配远征二号上面级,将卫星互联网低轨01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采用一箭10星方式,卫星主要用于宽带通信和互联网接入等服务。
这一步很关键。卫星互联网需要把许多颗卫星组织成网络,地面用户才能获得持续服务。把卫星造出来、送上去,只是工程的一部分,频率协调、地面设备和运行管理也得跟上。
2025年2月11日,长征八号甲首飞成功,发射的是卫星互联网低轨02组卫星。它在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7吨级,配备直径5.2米的整流罩,为卫星提供了更大的装载空间。
这些数字,翻成大白话,就是火箭能承担更重的任务,容纳更多样的载荷。建设庞大星座,需要火箭持续完成发射,还要把成本控制住,才能支撑长期组网和后续补网。
到了2026年1月13日23时25分,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又把卫星互联网低轨18组卫星送上太空。
六天后,1月19日15时48分,同一发射场,长征十二号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19组卫星。
把这些节点连起来,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路径就清楚了:组网任务持续推进,不同型号火箭共同承担发射。对一个需要长期运营的通信网络来说,稳定把卫星送上去,是必须练成的基本功。
这里面还有一层普通人容易忽略的事情:卫星通信要使用无线电频率。地面有人同时拿着喇叭喊话,会互相听不清;天上的通信系统同样需要协调,避免彼此干扰。
在低轨01组卫星发射前,我国就完成了相关频率协调,并批量颁发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发射场上的火光背后,有一整套技术和管理工作在支撑。
因此,我认为,这场竞争最终考验的是综合能力。卫星能否批量制造,火箭能否稳定发射,网络能否持续服务,风险能否及时发现,每一项都会影响最后的成效。
中国空间站需要安全的运行环境,中国的卫星互联网也需要扎实的建设能力。把航天员保护好,把自己的网络建起来,把协调和责任落实到每一次轨道运行中,这样积累起来的实力,才能经得住长久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