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名学者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原因很简单:写是因为需要,不写也是因为需要。写,是自家阶层利益受了损;不写,是别家阶层利益受了损。
网上一直有个流传很久的话题:当年写下伤痕文学的那批作家,为什么没去写工人下岗的日子,也没写农民工进城的生活?很多人一句话给出答案:只心疼自己阶层的难处,别人的苦难就不上心。这话听着直白解气,但真把文学史的脉络摊开捋一遍,就会发现事情远没这么非黑即白。
首先得理清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伤痕文学不是一支常年在线的写作队伍,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一股短暂的文学热潮。
1977 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 年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的《伤痕》登上《文汇报》整版,报纸加印到 180 万份还是被抢光,这类记录特殊年代知识分子遭遇的作品一下子火了,“伤痕文学” 也因此得名。但这股风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八十年代初,就陆续被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接棒,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学思潮,它其实早就退场了。
而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上亿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深化之后的事。两者前后差了十几年,让已经落幕的文学潮流去书写之后才发生的社会变化,就像让已经交卷离场的考生回答下一场的考题,本身就有点站不住脚。
但时间差的存在,不代表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真正值得琢磨的是:同样是写普通人在时代里的困境,为什么有的作品能传遍全国、稳稳写进文学史,有的却长期待在大众视野的边缘。
九十年代其实从来都不缺写工人处境的作品。1996 年前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作品集中面世,当时评论界把这类创作叫 “现实主义冲击波”,《光明日报》还专门组织过专题研讨。这些作品写透了国营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买断工龄、基层干部两头为难的现实,一点都不回避转型期的难处。
可这批作品始终没复刻伤痕文学的影响力,原因也很现实:伤痕文学写的伤痛,是当时整个知识阶层的共同记忆,情绪明确,能共情的读者多,杂志愿意加印,评论家愿意跟进,自然很快就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成果。
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写的是扯不清的复杂矛盾,工人有难处,厂长有压力,基层干部也有苦衷,没有简单的对错,也给不了痛快的情绪出口,自然很难沉淀成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
农民工题材的书写也不是空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珠三角就出现了打工文学,作者本身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
比如在东莞工厂务工的郑小琼,2007 年凭着记录车间生活的《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从湖北农村南下打工的王十月,常年在印刷车间干活,2010 年凭借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
这些文字里带着车间的铁屑味、夜班的灯光感,是走马观花的采风写不出来的真实。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创作都不算文坛主流,直到 2005 年前后 “底层文学” 的讨论兴起,学院学者介入梳理,这些来自车间的文字才被正式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后来还有沈阳铁西的工人子弟双雪涛、班宇、郑执,长大后把父辈下岗的经历写成小说,隔了二三十年,那段岁月才被更多年轻读者熟知。
梁晓声的《人世间》拿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改编的电视剧火遍全国,写尽了普通工人家庭几十年的浮沉,但它是横跨半个世纪的平民史诗,并没有聚焦 1998 年那张买断工龄纸条的沉重。
说到底,文学从来不是一本按苦难深浅分配笔墨的公平账本。一段生活能不能被大众看见,不光要看有没有人写,还要经过刊物选稿、奖项评审、文学史整理好几道筛选。伤痕文学刚好踩中了时代的情绪节点,顺利进入了主流视野;而工人下岗、打工群体的书写,因为带着转型期的复杂矛盾,很长时间都被放在边缘位置。
没必要把所有差异都归为作家的自私,每个人的视野都会被自身经历限制,但只盯着作家的选择,也忽略了整个文学生态的运行规则。文学本来就做不到给每个群体、每段岁月都配上等量的名篇,一个健康的创作环境,最该做的不是苛责前人没写什么,而是给所有真诚记录的人留出发声的空间。记录时代这件事,从来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不该只由一群人执笔。
参考信源:
光明网:《现实主义冲击波相关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