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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

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一介书生。


在第5次反“围剿”期间,外部密不透风的毒辣封锁,加上内部军事指挥上让人扼腕的教条失误,多重死结死死缠在一起,最终迫使红军不得不踏上2万5千里的战略转移之路。


杨永泰早年考过秀才举人,在乱世军阀之间反复周旋,最终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成为其身边“新政学系”的核心谋士,甚至被老蒋视作“当代诸葛”。


在前4次围剿接连惨败后,他跳出单纯正面硬拼的思路,提出了极其阴险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案。


军事上调动近50万大军修筑碉堡群,步步为营推进,政治社会层面上大搞保甲连坐,切断群众联系,经济上更是彻底切断食盐、布匹、医药等基础物资输入。


这套打法的阴毒,根本不是正面速战速决,而是像蟒蛇缠猎物一样,一点点抽干苏区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物资,让红军的腾挪空间彻底窒息。


偏偏在这套封锁步步紧逼的时候,红军内部的军事指挥权却出现了严重偏差,当时总负责的博古才26岁,缺少前线实战经验,几乎把军事大权全盘交给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李德坐在指挥所里看地图闭门造车,彻底扔掉了红军此前依靠山地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看家本领,转而在固定阵地上打阵地防御,搞“短促突击”,硬拿血肉之躯跟装备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硬拼消耗。


从黎川失守开始,红军连续盲目强攻坚固阵地,不仅没夺回主动,反倒让宝贵的精锐人员和弹药储备被迅速耗尽。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公开举旗抗日反蒋,蒋介石被迫从前线抽调10几个师前往镇压,铁桶包围圈瞬间被撕开一道巨大缺口。


这本是打破围剿的绝佳战机,毛泽东等指战员极力主张抓住空当向外线出击,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


可惜指挥层坚持教条主义与关门主义判断,坐视两个月的翻盘窗口彻底关闭。等到蒋介石调回大军平定福建,包围圈收得更加严丝合缝,局势彻底滑向深渊。


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成了局势崩塌的转折点,作为苏区北大门,一旦失守瑞金便无险可守。博古和李德调集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在阵地死守,整整18天血战打得彭德怀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伤亡高达5000余人。


广昌失守后苏区地盘被急剧压缩,兵源断绝,伤员缺药,继续固守极可能全军覆没,战略转移成了唯一活路。


可即便出发,初期转移依然带着严重教条痕迹,部队抬着笨重的发电机、机器大搬家,行动迟缓沦为活靶子。惨烈的湘江一战,8万6千余人的出发队伍渡江后锐减到3万多人,代价惨痛至极。


靠算计得势的杨永泰,最终也没逃脱权谋的反噬。他凭借毒计步步高升,却深陷与陈果夫、陈立夫主导的“CC系”恶斗,为求自保外放任湖北省主席,结果在1936年秋于汉口码头被刺杀身亡,幕后主使至今成谜。


他处心积虑设计的铁锁虽然把红军逼出了根据地,却也加速了红军内部的深刻觉醒,漫长长征路上,红军在遵义会议完成军事路线纠偏,彻底甩掉洋教条,重新找回实事求是的作战方式,在转战中保存力量,绝境涅槃。


这段历史清晰展现出,一场战争的胜负走向绝非单一因素决定,外部的铁壁合围固然狠辣,但若不是内部脱离战场的盲目指挥推波助澜,局势断不至沦落到悬崖边缘。


真正决定一支队伍存亡走向的,永远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尊重实际、摆脱死板教条,坚持走符合自身规律的路,这也是血泪长征留给后世最深远的启示。


信源:

人民网党史频道《广昌之败 长征之始》,2016 年 8 月 8 日
央视网《杨永泰与国民党派系斗争》,2009 年 4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