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汉去世后,4个子女为其办丧事。因没人抬棺材,就花3000元雇了平均年过60的老人抬棺队。因为,当天下过雨,路面湿滑,其中,67岁男子抬棺时不慎滑倒,被棺木杠砸伤脚部,造成10级伤残。事后,老人将老汉的4个子女告上法庭,索赔8.3万元。4个子女怒了:我们是花钱雇人抬棺,你自己滑倒的,凭啥讹人?法院这样判了!
2023年10月4日清晨五点,重庆合川的一处乡村还浸在雨后的湿冷里,范家四兄妹为刚去世的父亲料理丧事,出殡的棺材要从路边抬到坡上的墓地,他们花3000元雇了当地一支抬棺队,原本的队员前一天崴了脚,临时找来了67岁的李某顶替。
300公斤重的棺材架在木杠上,众人踩着湿滑的跳板往下走时,李某脚下一滑,沉重的棺杠狠狠砸在他的脚踝上,当场就动弹不得。
送葬的流程先临时换人走完,李某也拿到了约定的三百元酬劳,可脚伤远比预想的严重,检查结果是腓骨骨折、踝关节脱位,前后经历两次手术,到2024年4月鉴定结果出来,已经构成十级伤残。
辛苦跑一趟挣三百块,却落下终身残疾,李某心里难平,2025年将逝者的四名子女告上法院,索赔83000元。
法院的判决厘清了法律上的权责,也照出了现实的无奈,法院认定丧家和抬棺队属于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正常情况下定作人不用承担责任。
但范家子女把高风险的抬棺作业交给一支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老年队伍,没有核查对方的安全作业能力,存在选任过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李某自己常年从事抬棺工作,清楚作业风险却未尽到自我保护义务,自担30%责任。
剩下40%的责任本该由其他共同抬棺的队员承担,但李某自愿放弃追加他们为被告,这部分责任也就没有了承担主体,最终核算全部损失95000余元,加上1000元精神抚慰金,丧家一共赔偿29600余元。
单从法律条文看,这份判决权责清晰、于法有据,挑不出什么问题,可把这套逻辑放回那个村庄的现实语境里,每一条责任划分都透着现实的局限。不是丧家特意挑选老人干活,是整个村子里根本找不到足够的青壮年。
村里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请假回来不仅要扣工资,甚至可能丢掉工作,没人愿意为几百块的酬劳来回奔波。
全村常住人口里老人占比超过六成,抬棺这种没人愿意干的重体力活,只能靠这群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撑着。这并非某一个村的孤例。
七普数据显示,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23.81%,比城镇高出近 8 个百分点,而 15 到 45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十年间减少了五千多万人。村子是真的“空”了,不是人情变冷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乡村丧葬模式的悄然变化,过去村里办白事靠邻里互助,各家搭把手就把丧事办了,谈不上酬劳。
三十年前,老人一走,全村男人主动上门,抬棺打井,主家管几顿粗茶淡饭,事情就体体面面办完了。
随着青壮年持续流失,传统的人情纽带慢慢松动,白事里的体力活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一单三千元,七八个人分,出工具的多算一份,每人到手也就三百块。
这点钱撑不起专业的安全设备,雇不起年轻的劳动力,更给不了从业者拒绝高风险工作的底气,六十七岁的老人还要在雨天清晨干这样的重活,从来不是因为闲不住,是需要这笔收入补贴家用。
2024 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只有 143 元,多数省份的实际发放水平也远低于当地低保线。
三百块,对很多城里人是一顿饭,对李某这样的老人,是一笔能攥在手里、实实在在贴补日子的钱。
这起案件从来不是简单的民事责任纠纷,它集中反映了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问题,法律可以给个案的责任划分出明确的答案,却改不了乡村劳动力持续流失的现状,也解不开传统丧葬需求和人口结构错位的矛盾。
超龄劳动者在工伤保障上的制度缝隙也依然存在,六十多岁的人还在靠体力换收入,一旦出事,能兜底的网远比想象中薄。
个案的赔偿数字可以精确到分,但乡村养老保障、基层劳动权益保护、传统民俗转型这些更宏大的命题,还需要整个社会拿出更长远、更务实的应对方案。
信源:
澎湃新闻,67 岁老人抬棺材时被砸伤致残,2026 年 11 月 18 日
大河报,67 岁老人抬棺致残起诉逝者子女索赔,2026 年 11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