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

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一介书生。
 
这个人叫杨永泰,是民国时期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一辈子大多和笔墨公文打交道,几乎没上过战场拿过枪,却凭着一肚子权谋算计,成了蒋介石身边最受倚重的“首席军师”,甚至被蒋介石称作“当代卧龙”,旁人也常把他比作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
 
早年间杨永泰辗转于南北政坛,先后依附过多个派系,一直没找到能彻底施展抱负的靠山。直到1928年,他通过人脉引荐见到蒋介石,初次展露了自己的政治眼光,但真正让他一飞冲天的,是1932年那份直指红军要害的“万言书”。
 
当时蒋介石正为几次“围剿”苏区都铩羽而归头疼不已。前几次他仗着兵力和武器优势,一门心思靠军事硬打,可红军和苏区百姓拧成一股绳,国军始终摸不到要害,往往损兵折将还一无所获。杨永泰看准了这个核心症结,在万言书里直接点破:红军本身不足为虑,真正难对付的,是红军与当地民众结为一体,彼此配合。
 
他给蒋介石拿出了一套全新的“剿共”方案,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简单说,就是只花三分力气在军事作战上,剩下七分精力全用在政治手段上:整顿地方吏治,打压土豪劣绅,救济贫苦百姓,同时对苏区民众开展宣传分化,再配上严格的基层管控,一点点把红军和老百姓剥离开。
 
这番话正好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1932年4月,蒋介石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会议,当即破格提拔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把这套策略先放到鄂豫皖苏区试用。结果这套组合拳打出来,效果立竿见影。当时鄂豫皖的红军在指挥上出现失误,政治上又没来得及应对这套新招数,很快陷入被动,最终被迫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
 
首战告捷让蒋介石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很快把指挥部移到江西,全力对付中央苏区,还在1933年改组南昌行营,把行营的政治事务全权交给杨永泰打理。杨永泰主管的第二厅专门负责“政治剿共”,当时行营上下都背地里叫他“七分厅长”。
 
针对中央苏区,杨永泰把“七分政治”的手段玩到了极致。他先是在苏区周边建起严密的保甲组织,推行连坐制度,一家通共全村受罚,用高压手段硬生生把百姓和红军隔离开。同时他组织了专门的通讯社、文艺团体,到处搞宣传造势,对苏区民众进行所谓的“软化、分化、感化”,试图瓦解苏区的群众基础。
 
最狠的一招是全面经济封锁。他调动了军队、地方官府、各省党部乃至基层乡绅势力,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把食盐、粮食、药品这些关键物资死死卡在苏区外面。时间一长,苏区里物资越来越匮乏,百姓和红军的日常供给都陷入了极大困境。
 
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一边稳步推进、修筑碉堡封锁线,一边配合政治手段瓦解苏区的基层治理。之前几次“围剿”都啃不动的中央苏区,在这套“政治+军事”的立体攻势下,生存空间被一点点压缩。再加上当时红军内部的指挥失误,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哪怕红军已经踏上转移之路,杨永泰的算计也没停下。他又给蒋介石出了一条“驱虎吞狼”的毒计:故意在包围圈上留出往广东方向的缺口,把红军往两广地区赶,逼着两广的地方军阀和红军死拼。这样既能消耗红军实力,又能借着追剿的名义把中央军势力插进两广,顺便解决地方割据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蒋介石当即采纳了这个计策,让顾祝同指挥三十多个师守住北面,蒋鼎文率十多个师挡住红军进入福建的路线,只留南面往广东的通路,还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设下三道封锁线拦截。只是他没算到,陈济棠早就看穿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心思,不想替蒋介石当炮灰,私下和红军达成了借道协议,让红军顺利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杨永泰的这步棋最终落了空。
 
这位靠着笔杆子搅动时局的“军师”,最终也没落下好结局。他凭着蒋介石的信任权倾一时,也因此得罪了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成了派系斗争的靶子。1936年,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结束了他充满权谋的一生。
 
回头看这段历史,杨永泰的谋略确实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生存困境,是迫使红军走上长征路的关键推手之一。但他算尽了权术人心,却算不透红军的韧性与信念。

这支一路跋涉的队伍,最终冲破了所有围追堵截,在绝境中走出了一条生路,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