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手握大校军衔、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本该退休享福、安稳度日的女军人,会脱下戎装、放下光环,一头扎进最偏远贫瘠的大凉山深处,一待就是十几年。
一张学籍表,能看出一个村子孩子有没有机会读完书。谢彬蓉刚到四川凉山美姑县扎甘洛村时,教学点名册上只有10个学生,几年后,孩子增加到30多个,转入转出的学籍也一页页补齐了。
这位曾在空军服役20年的女军人,拥有大校军衔和高级工程师职称。2013年办完退休手续后,她把安置关系落在重庆渝北区,却买了去西昌的车票,朝着大凉山走去。
她1971年出生,1993年入伍。早年在内蒙古边远台站工作20年,父亲则是抗美援朝老兵,回乡后做过乡村教师。谢彬蓉师范毕业,穿了20年军装,退休后又回到讲台。家里两代人与粉笔打交道,中间隔着一段军旅岁月。
不过,退休后决定去支教,和真正住进山里,是两回事。扎甘洛村在海拔3000米的山上,雨雪天道路泥泞,车辆颠簸数小时才能到寨口。之前20年里,先后有16位老师来过,最短只待3天,最长没撑过一个学期。
2015年8月,谢彬蓉正式进寨。村支书听说来的是位大校,心里还打了个赌,觉得她恐怕待不过一周。结果,她住进上世纪70年代留下的土坯房,那里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和厨房,老鼠、蛇都曾在屋里出没。
饭也不太好做,海拔高,米饭经常夹生,平时主要吃苦荞和土豆。她给家里打电话,只说高压锅认输了。有人问她怕不怕,她拿内蒙古的冬天作比较,说那边零下30度,这里至少有太阳。
比生活更难的,是怎么让孩子愿意坐进教室。刚接手时,六年级学生还要掰着手指算一年级的加减法,有的听不懂普通话,上课起身就往院子里跑。谢彬蓉没急着赶课本,先从洗手、刷牙、洗脸、洗衣服教起,再带孩子站军姿、走队列。
课表上的语文、数学、道法、体育、音乐、美术、书法,全由她一个人承担。孩子不懂普通话,她就跟着放羊的学生学彝语,一个词反复念;算术课拿土豆、核桃当教具,拼音编成歌谣,语文课则让孩子把课文演出来。
这些做法听着简单,放在当时却得从头摸索。她自己掏钱买教具,没有向中心校报销。碰上学生听不懂,她就换一种讲法;孩子坐不住,她就带他们动起来。对一个偏远教学点来说,能把孩子留在教室里,往往比把一节课讲完更重要。
最难劝回来的,是放羊的女孩吉克阿果。下雨路滑,谢彬蓉摔了好几跤,浑身是泥,还是一次次跑去她家。十几趟之后,孩子父母才松口。后来,吉克阿果考上成都的大学,中心校老师翻到录取信息时,想起当年那条泥路,总算没有白走。
几年下来,教学点学生从10个增加到30多个,平均成绩拿到全县第一。那间全县最简陋的土坯房里,学籍一份没少,转入转出附页也订得整整齐齐。曾经打赌她撑不过一周的老村支书,后来再没提过那句话。
谢彬蓉的坚持,也让人看到偏远地区教育的难处不只在课堂里。孩子可能听不懂教学语言,家里需要劳动力,山路又长又险,老师来了能不能留下,都是现实问题。单靠一间教室,很难一下子改变所有条件,但稳定的老师至少能把孩子重新带回课堂。
2021年寒假,谢彬蓉在重庆家中摔伤左脚骨折,医生让她卧床休养3个月。两周后,她拄着拐杖回到寨子,照样在院子里给孩子点名。孩子们说,那根拐杖比教鞭还长。
她的丈夫留在重庆,女儿在上海,山里信号时有时无,她常得爬上坡顶给家人报平安。水质问题还让她患上眼疾,但她跟同事说,一只眼睛也够批改作业。一次,她背着发烧的孩子回家,孩子贴着她的脖子叫了声阿嫫。后来,山沟里的孩子都这样称呼她。
把老师留在偏远地区,当然不能只靠个人硬扛。云南华坪的张桂梅创办女高,面对的是让山区女孩持续完成学业的问题,和谢彬蓉守着一个村级教学点的方式不同,目标却都落在孩子能不能继续读书上。凉山阿土列尔村村民在2020年搬迁到县城安置点,也说明改善上学条件,还可以从交通和居住环境入手。山里的孩子需要老师,也需要更稳定的学校和通学条件。
2023年,学校合并,扎甘洛教学点撤销,孩子们转到城里的中心校上课。谢彬蓉在山村的驻点生活告一段落,但她没有就此停下。回到重庆后,她改为定期送教,周末把进城上学的孩子接回家,做饭、辅导功课,餐桌上又多摆几副碗筷。
从2013年作出选择,到2023年教学点撤销,再到2026年仍在继续帮孩子学习,这段经历已经超过12年。她获得过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奖状却不是她每天面对的东西,教案、作业和孩子的课表才是。
一个退休大校为什么把时间花在山村课堂?答案未必复杂。她把父亲当年握过的粉笔接了过来,也把一张曾经空缺的学籍表,慢慢填满了。山坳里的讲台搬到了重庆家中的餐桌旁,孩子要学的东西还在,老师也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