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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爆火的修仙短剧,历史背景多起源于宋朝道教大发展。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

现在爆火的修仙短剧,历史背景多起源于宋朝道教大发展。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月,一道诏书从开封发往全国:“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 每有一处行政建制,就建一座天庆观。按当时的路、州、府、军、监、县总数推算,这一次的兴建,数量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四座。每一座的营建费用,都在数万缗以上。

这还只是“天庆观”一项。与此同时,泰山建碧霞祠,华山建玉泉院,嵩山建嵩阳宫,京城里还有一座玉清昭应宫——三千六百一十楹,日夜赶工七年,每天役工数万,仅用工一项就接近八千万,以致“祖宗以来的积蓄到此被一扫而空”。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又追加二十万贯,玉清昭应宫仅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

为什么道教突然间得到了如此飞跃式的发展?

因为澶渊之盟后,宋真宗需要一种东西,来填补三十万岁币买不来的那个心理缺口。宰相王钦若看得很准。他迎合真宗说,城下之盟是《春秋》之耻,唯一的洗刷方式,是封禅泰山,“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可封禅需要“天瑞”,天瑞从哪来?王钦若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 天瑞可以人造。于是有了天书,有了封禅,有了一千五百八十四座天庆观。

这些道教宫观真正的功能,不是供奉三清玉皇,是向辽国、向天下、向自己人证明:这个王朝仍然受命于天。军事上打不赢,就用建筑的规模来替代战场的胜负;疆场上收不回燕云,就用宫观的飞檐去够那个够不着的“天命”。澶渊之盟省下来的钱,没有变成军备,没有变成民生,变成了砖瓦、金箔和道士的俸禄。

到了徽宗朝,这套逻辑走到了荒谬的顶点。《宣和遗事》记下了一组数字: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千万贯;每一宫观给田,不下数百千顷;美衣玉食的道士近两万人,每一会费数万贯。一个王朝用最昂贵的成本,供养着一群用最虚幻的方式替它证明合法性的人。

张舜民在元祐年间的奏疏里戳破过这层窗户纸:朝廷说“我一以官钱营造,未尝取民也”,好像花的不是百姓的钱。可钱从哪来?“此役一兴,上之宫邸衣冠之家,下之闾阎商贩小民,又将征求割剥,三五年间,不得休已。”官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民间一层一层刮上来的。宫观建得越高,底下的土就被挖得越深。

北宋的国力,不是被一场战争打空的。它是被一场漫长的、体面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装修”耗干的。真宗用宫观和天书掩盖澶渊之盟的屈辱,徽宗用更奢靡的宫观和更庞大的道士队伍掩盖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朝廷。每一座天庆观落成的时候,都有一场庆典;每一场庆典上,都有人称赞“圣天子垂拱而治”。可那些砖瓦底下埋着的东西,没有人愿意翻开来看看。

一百多年后,金兵渡河。开封城里那些金碧辉煌的宫观,一座也没有挡住骑兵。真宗当年建天庆观的时候,想的是“夸示外国”;可他大概没有想过,当外国真的来了的时候,能替这个王朝挡在前面的,从来不是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