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志愿军战俘作出决定,不回中国大陆了,也不去台湾,而是申请前往巴西定居。
他们离开战俘营时,可能以为终于能避开战争留下的是非,换一处地方重新开始。可等他们真正踏上巴西土地,才发现从铁丝网里出来,并不等于日子就好过了。
这段经历,得从1953年7月说起。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持续三年的战事告一段落,但战俘去哪里,成了停战后绕不开的难题。
当时,被俘志愿军有两万一千多人。协定允许战俘选择回大陆、去台湾,或者前往中立国。纸面上有几条路,真正摆在人面前时,却没有哪条轻松。
战俘遣返也不是一声令下就能完成。停战安排中设有由中立国组成的遣返机制,印度参与了相关事务,部分战俘也被送到印度临时营地等待后续处置。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等待的每一天,都要面对去留的压力。
不少战俘被关在巨济岛、济州岛一带的营地。环境艰苦,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现实问题,营中还存在强迫表态、威胁恐吓等情况。有人想回家,却担心说出来会遭到报复。
他们害怕的并不只是营里的日子,还有回去以后会发生什么。身上留下的刺字怎么解释,家人会不会受牵连,谁也没法给他们一个确切答案。
据这段经历的记载,有名叫林学逋的战士公开表示想回国,后来遭到殴打身亡。这样的消息传开后,更多人不敢轻易说出自己的选择。所谓“可以选择”,对身处高压环境的人来说,未必真能从容决定。
这55人中,大多数来自志愿军180师。1951年第五次战役后期,180师遭遇严重损失,部队被打散,许多人被俘。被俘者中有农民出身的新兵,也有经历过起义的老兵,还有读过大学的程立人,年纪最小的19岁,最大的不到33岁。
他们原本来自不同地方,人生经历也不一样,走进战俘营后却被同一个问题困住:还能去哪儿?
回大陆,是许多人心里放不下的家,但刺字和被俘经历让他们顾虑重重。去台湾,战俘营方面的宣传和承诺也未必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对曾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交手的人来说,这条路同样难以接受。
于是,去巴西成了一种离开原有冲突的办法。对这群人而言,巴西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远方国家,也是一个暂时不必在两岸之间作出选择的地方。
当时流传的安排是,每人可以获得20公顷土地和三年安家补助。对于身无分文、又不敢回去的人来说,这听上去至少像一条能走的路。但他们大多没去过远方,甚至不清楚巴西具体在哪里,能做的只是抓住这个选择。
1954年,55人在印度临时营地按下手印,申请前往巴西。手续拖了两年,直到1956年2月6日,他们才登上货船。海上航行四十多天,语言不通、补给有限,远行本身就是一次考验。离开家乡这么久,谁不想念亲人?只是那份思念,很难在船上说出口。
船抵达里约热内卢后,新的困难马上来了。南美的炎热、陌生的语言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一时无所适从。更现实的问题是,原先听说的20公顷良田,并没有按承诺落到每个人手里。
他们得到的,是亚马逊雨林边缘的荒地。土地贫瘠,部分地区还有沼泽,开荒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砍倒树木就能种粮。每人领到的物资有限,后续生活要靠自己撑起来。
没有足够工具和资金,他们只能用刀斧清理土地。白天在高温下干活,晚上还得提防蚊虫和野兽。种下的玉米、木薯收成有限,能真正耕种的土地也不如预期。
承诺里的补助没有及时成为依靠,申诉又受到语言和环境限制。有人去找相关方面说理,却被告知开荒进度不够,补助难以领取。到了这一步,最初选择远赴巴西的理由,和眼前的生活已经有了明显落差。
这也说明,离开战俘营不代表困境就此结束。一个人可以选择去哪里,却未必能决定到了那里以后会得到什么。对这55人来说,巴西不是轻松的新生活,而是另一场从头开始的生存考验。
后来,他们慢慢走上不同的路。一部分人留在农场继续开荒,一部分人离开雨林,到圣保罗、里约等地找活干。有人做搬运工,有人摆摊卖小物件,也有人去华人餐馆洗碗、切菜。
搬运活辛苦,摊贩生意要靠比划,餐馆工作也谈不上体面。可至少能换来口粮,让日子继续往前。对刚抵达时连街牌都看不懂的人来说,找到一份活计,已经是重新站稳的第一步。
还有一件事,他们很难摆脱。手臂和身上的刺字,提醒着他们那段被迫作出选择的日子。天气热,别人穿短袖,他们仍习惯把衣服穿严实些。有人问起原因,他们说怕晒,真正的理由却不愿多讲。
55人去巴西,是一个具体的选择,不等于两万多名战俘都处在完全相同的处境,也不能简单说他们当时都只剩一条路。有人选择回去,有人选择前往其他地方,每个人面对的经历并不一样。
但这55人的故事,确实把战后“如何安置战俘”这道难题,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停战协定可以划定归属选项,却无法替每个人消除恐惧,也无法保证远方一定有好日子。
他们离开了朝鲜半岛,最终在巴西谋生。那趟航程带走的,不只是对故乡的牵挂,还有一段很难向别人讲清楚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