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北京,国家级教练田红和儿子付义涵,因帮射击队救急买配件,从境外带货气枪配件,一审因走私武器罪双双获刑:母亲10年、儿子子6年,2026年11月12日,该案在北京市高院二审开庭。
2026 年 11 月 12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田红、付义涵母子走私武器上诉案。
田红曾追平射击世界纪录,是国家级教练,儿子付义涵为国际级运动健将,一审二人分别获刑 10 年、6 年。
案件起因,是母子二人帮国内数十家专业射击队代购维修用气枪配件。
此案将法律刚性约束和竞技体育的现实困境摆在公众面前,法理与情理的拉扯,引发广泛讨论。
田红大半辈子深耕射击领域,1987 年六运会预赛,她打出 598 环追平世界纪录,退役之后执教,培养出多名顶尖运动员,丈夫更是带出奥运冠军易思玲的功勋教练,一家人扎根射击行业数十年。
她走上这条路,并非为了大肆牟利,而是现有采购机制运转不畅催生的无奈选择。
按照现有管理规定,竞技气枪配件只能由指定单位统一集中采购,一年仅有一次申报机会,叠加层层审批与跨境物流周期,一套配件往往要等一两年。
专业训练用气枪损耗很快,密封圈、击针、高压气瓶随时可能损坏,零件一旦失效,枪械便无法投入训练,运动员宝贵的备战周期,耗不起漫长等待。
从 2015 年开始,田红为帮同行解决备件难题,从境外采购原厂配件,八年累计购入 2446 件零散零件,全部供给国内 28 个省市一百多家射击队与体校,没有一件流入社会,这些零件单独也无法组装成完整枪支,八年合计利润仅四万余元。
但为缩短到货时间,她选择违规通关,或是托人从香港随身夹带,或是要求报关公司修改品名,将高压储气筒填报为普通工业气瓶,刻意抹去和枪支相关标识,这种规避海关监管的操作,触碰了刑法红线。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枪支散件每 30 件折算一支成套枪支,这批零件折算为八十多套武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走私武器罪成立,同时考虑配件仅限体育系统内部流转、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风险,已经在法定幅度内最大限度从轻量刑。
二审庭审上,控辩双方围绕司法尺度激烈交锋。
辩方援引两高涉气枪案件批复,提出应当摒弃机械的唯数量论,结合配件用途、致伤力、社会危险性综合评判,这批靶场维修耗材,不能等同于危害治安的武器。
检方则坚持,只要明知属于管制枪支散件、刻意逃避海关监管,犯罪构成要件就已经满足,不能因为当事人是体育从业者就放宽法律标准。
这起案件,暴露出两层无法回避的现实矛盾。枪支管控是公共安全的底线,不能因为情理诉求随意松动。
倘若以体育训练、赛事备战为由,随意绕过进出口审批流程,枪支零部件监管体系就会出现缺口,埋下巨大安全隐患。
田红母子清楚自身不具备特种物资进口资质,主动伪报、夹带货物,主观上存在规避监管的故意,违法行为本身事实清楚,情理上的苦衷,不能免除刑事层面的责任。
但与此同时,冗长僵化的采购机制带来的困境,也不能简单一笔带过。
采购渠道单一、缺少应急增补通道,正规采购节奏跟不上一线训练需求,圈内早已出现运动员出国比赛自行携带配件的潜规则,只追责铤而走险的从业者,不去修补制度短板,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
二审判决还没有公布,但这起案件留给监管和体育行业的启示值得重视,司法裁判应当落实两高文件精神,跳出单一的数量折算标准,综合考量主观动机、物品流向、社会危害性,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兼顾法律规则和大众朴素的公平认知。
体育、公安、海关等部门需要协同优化竞技枪支耗材进口制度,区分整枪和维修零散配件,开辟应急采购绿色通道,简化备件审批流程,把一年一度集中申报,调整为常态化快速申报清关模式。
同时细化物品名录,清晰界定体育器材和枪支专用散件,给一线从业者明确的合规边界。
制度的意义,不止是事后惩戒,更在于提前消除风险,筑牢公共安全防线的同时打通行业保障堵点,才不会让一心投入体育备战的从业者,被迫卡在合规和训练之间,陷入两难境地。
信源:澎湃新闻、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