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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公开感叹,40 年前中印两国的起点几乎没两样,可惜的是印度偏偏

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公开感叹,40 年前中印两国的起点几乎没两样,可惜的是印度偏偏把路选错了。

1988 年那阵子,两国的经济家底确实咬得很紧,GDP 也就差个 5%,老百姓的人均收入也拉不开距离,基本算是踩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那以后,中国认准了路子,一路把工业化往前推,一点点把整条产业链攒了出来;印度却拐上了另一条道。

到了 2025 年,中国的 GDP 差不多是印度的 5 倍,人均收入的沟也拉得一样宽。苏杰生说印度吃亏在没有抓紧工业化,这话其实只说着了一半。1991 年印度启动经济改革以后,它并非没有机会把制造业撑起来,只是自家那套制度枷锁,把制造业摁得长不起来。

苏杰生这番话,是 11 月 14 日在《印度斯坦时报》领导力峰会上说的。他拿 1988 年当坐标回头一看,说印度错过了那班车,还补了一句,九十年代做过些纠偏,只是不彻底。一位在任的外长把这话说出口,分量确实不轻。

那一年的数字确实扎眼。中国名义 GDP 约 3129 亿美元,印度 2966 亿美元,差距 5% 出头。人均更有意思,中国 284 美元,印度 354 美元,穷的那一方反而是中国,印度高出两成多。光看这张表,谁也猜不到后来。

可数字只照得见体量,照不见脚下的路。中国从 1978 年就开始铺路,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沿海特区、基建和教育,一步一环没跳过;印度那边,八十年代还捆在许可证制度里,开厂扩产一层层审批,项目跑几年是常事,人也磨没了。

真正的转折在 1991 年。海湾战争把油价顶上去,外汇储备掉到只够两三周进口,政府押了黄金,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到救命钱。改革不是想明白了才做,是被逼到墙角才做,先开贸易,再谈别的,账单躲不过,没得挑。

门是打开了,可只开了半扇。贸易和投资放开了,土地和劳工这两块硬骨头没人敢碰。征地要谈、要批、要打官司,劳工法一动就有人上街,这些事拖住了所有想做大的厂子,地基一直是软的,门开了三十年,进来的多是订单。

劳工法的规矩很实在。工厂雇工超过一百人,想裁员得政府点头。企业主一算账,做大不划算,干脆守着小作坊,多用临时工,订单一来一散,永远学不会把规模做起来,小厂遍地,配套没长成,也没人敢先长大,就这么耗着。

结果全写在制造业占比上。三十多年,印度这个份额一直在 15% 上下打转,中国这条线常年在两成七到三成之间,怎么也掉不下来。差距是一年一年垒起来的,垒到后来成了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上去才知道高在哪儿,差一步都够不着。

到 2025 年前后,中国经济体量大约是印度的五倍,制造业增加值差出九倍,对华贸易逆差还创下 1121 亿美元的新高。GDP 的倍数只是面子,制造业的倍数才是里子,这个口子越撕越大,越补越漏,谁也没真填过,越算越薄。

莫迪 2014 年推 “印度制造”,喊出 25% 的目标。十多年过去,占比不升反降,按一些口径算只剩 13% 上下。目标没够着,反倒越走越远,这道坎印度试过不止一次,喊了十二年,石头还是原来那块,没挪过窝,口号倒一年一换。

230 亿美元砸下去,手机组装厂建了不少,可芯片、精密件、化工中间品还得靠进口,就业目标只完成两成多。一条产线搬过来,配套还在几千公里外,钱进来又出去,订单一走,人也就散了,谁也没留下什么,熟练工也没留下。

裁员审批门槛从一百人抬到三百人,是 2025 年 11 月才办的事,工会当场就炸了。这四部法典 2020 年就通过,一部法律走了五年才到车间,改的是纸面不是土壤,等的企业先老了,谁也不先松手,慢一步就落后一大截。

服务业倒长得快,软件外包撑着门面,可这条腿接不住每年涌进市场的几百万年轻人。印度手里的牌不差,28 岁的中位年龄,八亿多网民,难的是腾位置,位置就那么多,让一下就是丢饭碗,谁都不想把自己脚下那块地挪出来。

苏杰生把问题说成 “错过班车”,听着像时机不好。可车停过,站台也在,是闸门没开。四十年过去,起点早就模糊,决定下一站的不是那班车走没走,是现在肯不肯推门,推门费劲,可总得有人先伸手,推一下,门就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