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时期蒋介石找学生个别谈话,对黄杰的评语是“中规中矩,朴实严谨,没有过人之处,可以在基层带带兵”。
这句话说得很客气,翻译过来就是:此人没有大将之材。
黄杰后来的履历确实没有推翻这个判断。长城抗战南天门血战五昼夜,有战功,但那是师长层级的战事;滇西反攻接替宋希濂指挥第十一集团军攻克龙陵、芒市,打通中印公路,算是他军事生涯的顶点,但滇西战场的战略指挥权在卫立煌手里,黄杰更多是执行层面的角色。
有个观点认为:“在国民党阵营中,黄杰并非真正具备分量的人物,他没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出众的才华,在国民党党政军高官的合影中,他总是被安排站在后排较不显眼的位置”。
他的层次,在国民党军中,属于黄埔嫡系里“可信但不必大用”的那一档:放在身边放心,放到战略方向上不放心。
但恰恰是这个“不必大用”的人,在台湾成了蒋介石晚年最放心的那几个人之一。
黄杰受到蒋介石重用,最根本的一点,此人身上有一种很突出的东西,不是军事才华,也不是政治手腕,而是一种极其精确的忠诚表演能力。
黄埔时期“黄杰手捏图钉站岗”的故事流传很广:蒋介石巡视校园,发现一个学生哨兵精神抖擞,走近一看手里攥着东西扎自己,血都渗出来了。
在黄杰身上,他的对蒋忠诚,除了会表演,还有更具分量的东西,那就是对蒋有救驾之功。
1928年济南事变,日军进城搜捕蒋介石,黄杰带人赶到,护着蒋介石徒步脱身;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在柳河车站被突破,黄杰率三个团收复李坝集,稳住了阵线。
救驾之功加上图钉式的忠诚表演,黄杰由此奠定了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程炯1963年写过一篇《关于黄杰的一鳞半爪》,其中有这样的观点:在黄埔出身的蒋系高级军事干部中,黄杰的政客气味相当浓厚,官运亨通,和他的政客作风关系很大。
什么叫“政客气味”?
说白了就是把政治简化为做人,而他的“做人”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蒋介石。
1949年黄杰在富国岛的表现或者说是表演,最能体现他身上的这种气味。
1949年底,黄杰带着第一兵团从湖南一路退到广西,入滇之路被卢汉截断,白崇禧和陈诚各来一封电报,一个说化整为零各自逃命,一个说并力西进转入越南保有根据地。黄杰选了后者,带着三万多人进了越南,随即被法军缴械,软禁在富国岛,一困就是三年半。
那三年半里他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吗?没有。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散”:部队建制基本维持住了,官兵没有大规模溃散,他在岛上开荒、建营房、维持秩序,等到了1953年蒋介石跟法国人谈妥,把人和枪一起运回台湾。
这件事被国民党宣传机器宣传为“海上苏武”,黄杰从此有了一个道德光环。但仔细想想,苏武牧羊北海是持节不屈,黄杰在富国岛的“节”是什么?是对蒋介石个人的不背弃,而不是对任何更高原则的坚守。
因为这种忠诚,1953年黄杰回台,两个月后出任台北卫戍司令,然后是陆军总司令、参军长、省主席、国防部长,一路做到一级上将。
蒋介石在台湾对黄埔旧人整体上是冷落的,何应钦挂闲职,汤恩伯失势,胡宗南被弹劾后边缘化,唯独黄杰不降反升,原因并不复杂,所有的逻辑就在于黄杰式的忠诚,一向是蒋介石看中的,能力在他那里远没有听话重要,人才在他那里远没有奴才吃香。
从黄杰与蒋经国的关系,也能看出他的这种奴才式忠诚。
回台之后黄杰兼任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训练班里有一个“戡乱建国训练班”,专门培训高级军官中“忠于蒋介石的骨干分子”,蒋经国常驻这个班。
黄杰的处理方式是,“对该班的大小业务从不过问,对蒋经国的要求则有求必应”,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关系亲密到“隐私都互不回避”的程度。
这不是什么私人情谊,而是一个旧式官僚对新主子的无条件配合。
关于黄杰越败越升,无大才受重用,高华有一段分析判断:“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
黄杰的情况比胡宗南更极端:胡宗南至少还有一定的能力,黄杰庸才一个,却拿到了比大多数黄埔同学都更长的权力保质期。这说明蒋介石的用人标准里,“能打仗”这个变量的权重低得可怜,“靠得住”才是硬通货。
黄仁宇讲蒋介石的“人身领导”,说蒋对旁系将领有嫌忌,不得不培养“黄埔嫡系”。培养嫡系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当“嫡系”的身份压倒了“能力”的考量,选人的范围就自动收窄到一个小圈子里,小圈子里再按忠诚度排序,排在前面的往往是黄杰这种“不会跑,很听话”的人,而不是“会打仗,有能力”的人。
黄杰晚年写过一本《海外羁情》,记录富国岛的岁月,八十多岁的时候填词,有一句“几度蓬莱西北望,浮云深处是吾家”。
一个在忠诚游戏里赢到最后的人,坐在台北的官邸里望西北,望的是湖南长沙的老家。他的一生用“忠诚”换来了蒋介石能给的一切,但终了却无法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