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评:大连普兰店一起“民事执行监督案件”背后的冷思考
11月17日,《检察日报》刊发《败诉后,他迅速将名下财产转到亲戚账户,大连普兰店:检察监督识破规避执行套路》一文,披露了一起颇具典型意义的民事执行监督案件。该案中,被执行人陈某在一审判决后即着手批量转移资产,而法院在扣划一部分执行款后,案件裁定执行“终本”,直至检察机关介入才重启执行,最终执行款到账。这起案件既彰显了检察监督的制度价值,也暴露出案件“终本”后能否及时恢复执行、如何切实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深层问题。
2024年3月,大连某建材公司与物资公司、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生效,物资公司须支付115万余元,陈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7月,建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仅划扣20余万元和1.4万元后,便以“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于2025年1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简称“终本”。
一审判决作出后,陈某便开始系统性转移财产,银行卡余额转至亲属账户、大额资金分多次取现并注销账户、名下房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并迅速过户。这些操作具有明显的规避执行意图,甚至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2026年4月,建材公司向普兰店区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督。检察机关调取银行流水、不动产登记信息后,确认陈某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行为。7月,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法院随即重启执行程序,经检法联合释法说理,陈某最终一次性支付95万元,案件得以实质解决。
该案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法院是判决的执行机关,2026年4月检察机关介入前,建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显然曾向法院反映过陈某转移财产的线索。按照常理,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肯定是先向法院提供线索并申请恢复执行。但法院并没有恢复执行,这才有了后面的检察建议。这反映出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现象,就是案件一旦“终本”,除非有明确清晰的线索,想再恢复执行很难,这折射出个别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程序空转”倾向,以终本代替实质执行,以程序结案代替权益兑现。
本案在民事执行监督如何有效补强法院自我纠偏机制不足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当法院应当恢复执行而未恢复、或者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予以纠正。本案中,普兰店区检察院的快速核查和精准建议,直接推动了执行程序的重启,并通过联合释法说理促成案结事了,体现了检察监督“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制度定位。
需要明确的是,检察监督并非替代法院执行,而是督促法院依法履职。本案中法院全面采纳建议、迅速开展专项核查,说明检法协作能够有效压缩规避执行的空间。但反过来也说明,本案如果没有检察院的外部监督,可能长期处于“终本状态,申请执行人的权益救济渠道将被实质性收窄。
本案也给法院提了醒,在申请执行人提供基本的财产线索或信息后,应当启动核查程序,存在转移财产行为的,应当立即启动程序,就别等检察院的执行监督了。
报道中提到,普兰店区检察院以该案办理为切口,开展涉企案件拒执法律监督专项活动,对近三年涉企终本案件逐案开展审查,重点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存在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注销企业、低价转让股权及其他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截至目前,该院已累计排查各类拒执线索30余件,督促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犯罪线索4件。
这不禁让人追问:为什么这些案件,要由检察院介入后才得以推动?法院的积极作为在哪里?如果每一件规避执行的案件都需要检察机关逐案排查,司法资源的配置是否本末倒置?
终本不是执行的“休止符”,更不是规避执行的“避风港”。唯有法院切实履行调查职责,主动识别并打击恶意转移财产行为,才能真正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
正义不应因程序终结而缺席。执行程序的每一次“沉睡”,背后都是当事人权益的失血;而检察监督的每一次“叫醒”,都是对司法公信的一次修复。但最理想的司法状态,应当是法院执行程序无需外力叫醒,始终保持清醒与主动。毕竟,执行本是法院的法定职责,而非需要被监督才肯作为的“额外任务”。
(作者:杨财广 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