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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名学者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

一位知名学者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原因很简单:写是因为需要,不写也是因为需要。写,是自家阶层利益受了损;不写,是别家阶层利益受了损。


网上一段几十秒的学者发言,把伤痕文学又推到风口浪尖。那位学者问得很直白:写伤痕的人,为啥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进城的苦。


原话意思就一句,写是因为自己疼,不写是因为疼的不是自己。


片段传开后,评论区立刻分成两拨。


一拨人觉得说透了,文学本来就有圈子,谁掌麦克风就先唱谁的调。另一拨人不舒服,认为这是把作家全看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伤痕文学记录的是真实时代伤疤,不能拿利益逻辑一刀切断。


等完整回放放出来,气氛才稍微降温。学者从头到尾没说伤痕文学不该存在,也没否定作家有权利写自己的命。


他只是在做一层观察:题材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跟作者生活在哪、熟悉谁、站在什么位置绑在一起。


早期伤痕文学的主角,大多是知青、知识分子、受冲击的干部。这跟创作群体自身经历对得上。那批动笔的人,很多就是从城市下去、又从乡下回来的知青,或者被打倒过、后来平反的右派作家。


他们亲历过身份掉落、前途断裂、话不能说痛快的日子,写出来的东西带血带泪,也带着自己群体的目光。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出来以后,读者一下子被戳中,不是因为别人没苦,是因为这群人的苦终于有人开口了。


放到那个年代看,这事合理。刚从动荡里走出来,先收拾自己身上的伤口,是人的本能。可问题也在这:当文学圈的话事人主要是同一类人,版面、奖项、评论声音就容易围着同一类经验转。


到了九十年代,风向变了。国企改制,很多工人一夜之间丢了铁饭碗。


家里顶梁柱突然没工资,医保、孩子学费、日常买菜全压在肩头。东北老工业区里,有人早晨还穿着工装去厂门口,没多久厂门就封了。有人骑着三轮车卖菜,有人去南方打工,有人一辈子没再进过车间。


同一时间,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他们盖楼、送水、刷碗、在流水线上盯通宵。住的可能是工地板房,吃的是路边摊,孩子留在村里当留守儿童。城市灯亮着,他们活在灯影外面。


这些苦不算小,也有作家写。深圳那边很早就有一批打工者自己动笔,《青春驿站》记打工妹,《别人的城市》《下一站》写外来者在城市里的晃荡和迷失,后来还有《无碑》《平安》这一类作品,把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来回摆的滋味写得很实。


下岗这边也有《大道朝天:中国下岗职工生存报告》这种纪实,挨家挨户记普通人的日子怎么塌、怎么重新支起来。


但这些书当年没吵出伤痕文学那种全民热度。原因不复杂。打工者下班累得手抖,没力气写长篇;下岗工人忙着找活养家,也没空进作协、上刊物。


会写的人里,不少跟车间和工棚隔着一层,写工人容易写成符号,写农民工容易写成苦难展览。读者市场也挑人,那时候买文学杂志的,还是城市里识字、有闲、有消费力的那批。


所以学者那句刺耳的话,拆开看有两层。浅一层是说作家冷漠,这容易变成骂街。深一层是说,文学表达从来受三样东西卡着:你经历过什么,你手里有没有笔,你写出去有没有人给你发、有人看。


这不代表作家该被道德审判。没人能脱离自己的身子、饭桌和朋友圈,去完全替另一个阶级疼。要求一个回城知青把下岗工人的账算得比工人自己还细,不现实。


反过来,也不能因为伤痕文学没写工农,就说它全是算计。


真正该提醒的是另一件事:别把切片当全景。


那段学者视频被剪出来,前面铺垫全没了,看的人自然往极端想。完整版里,他只是提供一个分析角度,不是下判决。今天网上太多热闹都是这么来的,一句话脱离场合,就变成武器,谁都能拿来站队。


看待这类事,心里得有杆秤。伤痕文学的价值不用踩,它替一代人把憋了十年的话吐出来,有历史分量。打工文学、下岗纪实也不用捧上天,它们本来就在那儿,只是声音小。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逼所有作家跨圈层哭别人的坟,而是让不同群体都有自己的嘴、自己的笔、自己的版面。


文学天然带立场,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习惯听离自己近的那一种疼。


多翻翻冷门纪实,多看看工人自己写的、农民工自己记的,哪怕文笔糙一点,那里面的人气儿是真的。


话语权重的不只是写什么,更是谁还能被看见。


信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