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战俘作出决定,不回中国大陆了,也不去台湾,而是申请前往巴西定居。
参考资料:中国网络电视台--《志愿军战俘的漫漫回乡路》
这一决定近乎决绝,因为巴西对当时多数中国人而言,仅是地图上陌生而遥远的存在。
回溯至1951年5月,朝鲜中部北汉江流域连日降雨,山地泥泞。
志愿军某部奉命掩护主力北撤,遭敌军机械化部队合围。
断粮数日、弹药耗尽后,官兵甚至以石块抗击,最终大批人员因负伤或失联被俘。
被俘者先被押至釜山,后转往韩国巨济岛。
战俘营铁丝网密布,数十人挤居帐篷,海风刺骨,饮食粗劣且药品匮乏。
管理人员强制战俘选择回大陆或赴台,拒绝赴台者常遭殴打或囚禁。
更为残酷的是强行刺字,未经消毒的针头蘸墨水刺入皮肉,留下终生印记。
有的战士因反抗致聋,终身未娶,有的文化教员右手致残,再无法执笔。
这些创伤伴随他们终生,成为比枪伤更难愈合的隐痛。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俘们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
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回大陆、赴台,或者前往中立国。
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心里是想回家的,那个念头比什么都强烈。
可是,巨济岛上的恐惧已经像种子一样扎了根。
营里到处流传着回国后会面临严厉处分的说法,加上很多人身上那些被迫刺下的字,回去以后怎么跟乡亲们解释?
那一个个字就像烙印,让人有口难辩。
去台湾呢?对于许多从解放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来说,这条路更难迈出去,感觉像是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心里这道坎怎么也过不去。
就在这时候,巴西传来了消息,那个南美国度正在大力开发内陆,许诺给每个战俘提供耕地和安家费。
对于这群骨子里习惯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子弟而言,“有地种”这三个字,就是最实在、最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存保障,比什么空头承诺都管用。
1954年,在印度中转营地那顶闷热的帐篷里,55名战俘最终在赴巴西的文件上按下了手印。
现场没有一个人欢呼,空气沉闷得能拧出水,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按下去,这辈子恐怕再也踏不上故土了。
离开前,有人把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缝在衣襟里,有人把用了多年的旧烟斗揣进行囊。
这些不值钱的小物件,是他们和那个回不去的家乡之间,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维系。
随后是长达40多天的漫长航程,拥挤昏暗的船舱里,晕船的呕吐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交织在一起,思乡的情绪像海浪一样一波波拍打着每个人的神经。
1956年2月,货轮终于靠上了里约热内卢的码头。
南半球灼热的阳光晒得甲板发烫,可这群刚从朝鲜冰天雪地里熬过来的汉子,下船后却下意识地紧紧裹住了长袖衬衫。
他们不是不怕热,而是怕那刺眼的阳光,照见胳膊上那些永远洗不掉的刺字,那是一辈子都撕不下来的屈辱标签。
巴西实际分配的是东南部荒坡丛林,蚊虫肆虐,疫病频发。
安家费不久告罄,开荒仅靠简陋工具。
初至数年,白日砍树拓荒,夜间疲惫不堪。
有人去码头搬运,有人农场帮工,日均劳作十余小时。
他们未离散,战俘营中磨出的互助精神转化为对抗自然的韧力。
工具轮流使用,食物分食共享,棚屋共同修补。
作物收获后,部分人开餐馆或经商,更多人坚守农耕。
同期另一位志愿军战俘程立人,辗转阿根廷成为珠宝商与庄园主,但绝大多数人终生劳碌,双手结满厚茧。
其中有人孤独终老,屋里始终摆放全家福,有右手残疾的战俘,改以左手扶锄,春节以木薯粉制饺子面朝东方静立。
归乡之愿未泯却无路可退。
信件多被退回,政策松动后寻访故里,方知父母离世、旧宅荒芜。
七八十年代个别幸存者经香港探亲,只见物是人非。
后代长大,以葡语为母语,但仍延续春节团聚、不忘祖源的传统。
中国菜籽播撒南美,针灸技艺传于当地。
圣保罗公墓中,数块中文墓碑朝向东方。
2000年前后,国内对志愿军战俘的历史评价逐步走向客观,长久以来附加在他们身上的片面标签慢慢被洗刷。
此时55人中仅余十余人健在,四十余位离世者带着刺字与乡愁长眠巴西红土。
程立人曾重返贵州故里,离乡三十余载,槐树古井犹在,人事已两代更迭。
这段往事并非全然悲情,它是一群被战争抛出轨迹的普通人,在异国泥泞中重新扎根的历程。
圣保罗留存的中餐馆、华文学校,是这55人以半生换取的印记。
根脉深植故土,枝叶伸展至大洋彼岸。
无论漂泊多远,故土方向始终镌刻于心,未曾偏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