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军发明了所谓的“慰安椅”,在慰安所里将女性捆绑在上面,任由士兵实施性暴力,这种椅子中间被挖空,靠背呈70度夹角。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慰安所制度开始在中国占领区迅速扩张。
日军不仅设立慰安所,还制定了一套看似严密的管理办法。
2015年,国家档案局公布过一份日军兵站司令部制定的《慰安所规定》。
这份文件看得人脊背发凉。
规定要求进入慰安所的军人持有出入证,登记、交费后领取入场券和安全套。每张入场券只在当天有效,进入指定房间的时间为30分钟。
甚至连不同级别军人的入场时间,都有明确安排。
1991年8月14日,韩国老人金学顺公开讲述了自己年轻时遭受日军性暴力的经历。
当时,她已经67岁了。
几十年来,她一直把这段经历压在心底,不愿意向外人提起。不是因为她忘记了,而是因为那段记忆太痛苦,也因为她担心说出来以后,别人不会相信自己。
可当她看到有关日本政府否认日军参与慰安妇问题的报道时,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决定站出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世人。
这次公开作证,打破了许多受害者长期沉默的局面。
过去不敢说话的女性,开始陆续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她们不再愿意背负本不属于自己的羞耻,而是要求真正的加害者承担责任。
1992年1月8日,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抗议者。
她们当中有曾经遭受日军性暴力的女性,也有支持她们的民间团体和普通市民。
有人手里拿着标语,有人坐在轮椅上,还有老人需要别人搀扶才能站稳。
她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制造冲突,而是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害者已经站出来了,你们还不愿意正视历史?
这一天,第一次周三集会举行。
从此,每逢星期三,抗议者便来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正式道歉、查明真相并作出赔偿。
春天刮风,夏天暴晒,冬天寒冷,集会却没有轻易停止。
有些老人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她们仍然坚持参加。
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等待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2019年8月14日,第1400次周三集会举行,近2万名民众参加。现场响起的口号中,有一句格外令人动容:“我们都是证人!”
与此同时,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也没有放弃抗争。
在山西,有一位名叫侯冬娥的老人,曾经两次遭到日军抓捕。
1982年,农村教师张双兵偶然了解到她的遭遇。
当时的侯冬娥已经年老,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创伤。她不愿意提起过去,可张双兵发现,这样的老人并不是个例。
于是,他开始走村串户,寻找曾经遭受日军迫害的女性。
每次走访,他都要耐心询问老人当年的经历,记录她们的证言,寻找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资料。
有些老人刚开始不愿意说,问到伤心处便沉默不语;有些老人说着说着就哭了。
张双兵没有放弃。
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
从1995年开始,山西16位幸存者代表分批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
这意味着,她们不再只是向别人诉说痛苦,而是要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2000年,一些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前往日本参加诉讼活动。
其中包括张先兔老人。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出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她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有的人甚至走几步路都觉得吃力。
可一想到自己等了几十年的公道,她们还是决定去。
她们希望亲自站在日本法庭上,把当年遭受的迫害讲出来,让更多日本人知道侵华战争中发生过什么。
庭审中,她们讲述自己被抓走、被迫害、失去自由的经历。
这些证词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希望法庭能够正视事实。
然而,官司打了多年,结果却让老人们十分失望。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相关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请求。虽然判决承认了相关加害事实,但以诉讼时效等法律理由不予赔偿。
对于这些已经年迈的老人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2015年11月12日,张先兔老人去世,享年89岁。
她是中国对日慰安妇索赔诉讼中最后一位参与诉讼的受害者。
从1998年参与诉讼,到2000年赴日作证,她把自己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都用在了为自己和其他受害者讨公道这件事上。
可她等了70多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自己期待的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