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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家凤教授说得对!全社会都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一边把你的科技企业毫不

汤家凤教授说得对!全社会都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一边把你的科技企业毫不留情往死里整,芯片断供、人才严厉打压、实体清单拉了三千多个;一边却大把撒钱,免费帮你培养法学人才,资助你的法学研究。这左手打右手拉的操作,到底图什么?

当前科技领域的相关准入限制不断收紧,但法学及人文社科方向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始终没有中断。这两种看似完全相悖的操作并行出现,自然会引发公众疑惑:在收紧技术合作的前提下,为何还会出资支持中国的法学研究与相关人才培养工作?

汤家凤教授提出的疑问,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外资进来是不是都有问题”,而是资金投向哪里、由谁决定课题、最终形成怎样的影响。技术禁令见效快,规则和观念的变化却很慢;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才有必要把账算清楚。

到2026年6月为止,美国出台的各类管制、制裁名录里纳入的中国实体总数量累计达2922家,仅商务部实体清单就占了1106家。倘若把国防部CMC清单和其余各类相关名目都计入统计,总数量就接近3000家。不同名单的法律依据和限制范围并不相同,但对企业而言,芯片、设备、软件和技术合作受阻,确实会增加研发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不管是高端芯片、精密制造设备,还是部分工业软件与研发服务,相关技术限制不止影响少数几家企业,还会推动上下游重新调整采购、设计和生产安排。它的压力摆在明处:企业要找替代方案,研发周期可能拉长,产业升级也更难。

除此之外,境外机构面向中国教育与科研领域提供的资助,覆盖范围并没有只局限在法学这单一领域。福特基金会自上世纪80年代起长期资助中国相关项目,三十多年间向中国各类组织捐助超过2.5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法学领域。2024至2025年,这家基金会在华教育领域投入达1754万美元,覆盖61个项目、55家合作机构,重点聚焦法学、性别研究、司法公正等方向。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25年面向中国的项目支出为1300万美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近25%,该笔支出在其全部全球项目中金额位列首位。高校里也有不少体量偏小的相关项目,比如武汉大学法学院曾获得外部资助开展性别与法律教材相关项目,涉及金额仅为数万美元。单笔钱不大,但一门课程、一套教材进入课堂后,影响的可能是一届又一届学生。

资助的形式远不止课题经费这单一类别。奖学金、访学名额、国际会议差旅补贴、联合课程以及学术竞赛赞助,都可纳入交流的相关范畴。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来说,这些机会能带来资源与视野;对资助方来说,长期支持某些议题,也可能让特定研究方法和规则框架更容易被采用。

这并不等于每项资助都带着隐秘目的,更不能凭资金来源就给研究者扣帽子。真正该厘清的核心问题是:项目是否公开,资助方会不会干预研究结论,成果审核主体是谁,资金是否依规使用。钱的流向可以查,课题设置和成果也应接受合理监督。

海外资本流向理工科领域,过往早有不少相关先例可参考。盖茨基金会曾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清华、复旦的结核病和艾滋病疫苗研究;2025年苹果向浙江大学捐资3000万元用于编程教育,西门子还与上海交大共建了可持续技术研究中心。

但这类合作多落在公共卫生、教育、环境和一般工程等领域。涉及芯片、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和高端算法的核心环节,往往更容易受到出口管制、签证限制和技术审查影响。换句话说,愿意开放的领域与最希望突破的领域,并不总是重合。

法学的准入门槛,和普通人文社科类学科相比存在明显区别。它们不需要交付一台设备或一条生产线,却会讨论制度安排、社会治理和规则解释。对特定议题的持续投入,很有可能影响研究者的学术关注方向与相关人才自身的知识体系构成。将这种作用称为“影响”可以讨论;直接把它说成“操控”或“渗透”,则必须拿出具体证据。

外界针对双重标准提出的各类质疑,我们完全不能只单凭主观情绪就给出相关判断。有人批评部分跨国企业在不同市场执行标准不一,也有人指出,涉外从业者有时过度依赖海外规则框架。但具体企业有没有违规、是否存在内外两套尺度,应回到合同、监管记录和实际案例上核实。开展相关批评必须拿出切实依据,想要维护本土企业,也不能用全盘否定所有国际规则的方式。

芯片领域需要实现自主,规则研究工作与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同样要走自主发展的路线。外部资助该透明、该审查的不能含糊,但真正稳固的底气,是我们有能力自己培养人才、解释规则,也能用事实维护自身权益。

信源:新华网 2025-09-03 14:30 我国法学教育自主发展,筑牢涉外法治人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