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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女红军,苦到身体被彻底改写。不是比喻。危秀英晚年对索尔兹伯里说过一句话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苦到身体被彻底改写。不是比喻。危秀英晚年对索尔兹伯里说过一句话:“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不是一两个人,是绝大多数。王泉媛,中央红军出发时三十名女红军之一,走完长征,终身不能生育。还有一些人,不是因为行军本身,是因为在草地上早产、产后几个小时就跟着队伍走,落下了再也治不好的病根。

饿和冻是第一层。第二层是,连“干净”都做不到。长期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头发里长满虱子。捉不胜捉,一些女战士索性剃了光头。休息时男战士从背后一把掀掉帽子,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邓六金学过理发,就教大家互相推光头。不是不介意,是顾不上介意。

我翻这些材料的时候,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她们当时知道自己身体在发生什么吗。危秀英那句话说得太轻了,“我便不来月经了”,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忽然停了经,心里能没数吗。她知道,只是没法停下来。队伍在走,雪山在前面,掉队就是死,或者比死更难堪的“八块大洋”——留在老乡家,从此跟队伍两清。闭经在那时候甚至不算最坏的结局,至少人还在,还能走。

王泉媛的事更让人堵得慌。过夹金山那天她正来着月经,裹着单衣往上爬,疼得蹲下去,被危秀英硬拽起来。就是这一趟,她一辈子没当成母亲。后来她被俘、被关、逃出来一路乞讨回家,变成一个普通农妇,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重新被认出来。我老在想,她后来那些年,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摸着自己的肚子想,要是那天没爬那座山呢。这念头不能深想,深想了就替她不值。可她自己大概不会这么算账。那一代人的账本跟咱们不一样,她们把“值不值”放在“该不该”后面。

剃头那段,原文写得挺轻快,男战士掀帽子喊“尼姑”。我读到这儿笑不出来。那些嘻嘻哈哈的男兵,未必是恶意,行军路上苦成这样,玩笑是稀缺品。可女兵们帽子底下是光溜溜的头皮,是虱子咬烂的疮,是来月经时连换洗都做不到的窘迫。邓六金教大家互相推光头,推子底下掉的不是头发,是最后那点“像个女人”的体面。她们用玩笑把这件事盖过去了,盖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后来写回忆录,用的也是玩笑的调子。我总觉得这种轻描淡写比哭诉更沉。哭诉是往外倒,轻描淡写是往里咽。

批判地说一句,咱们后来人写长征,太爱讲“精神”,太不爱讲“身体”。好像一讲身体就俗了,就低了,就不够崇高了。可恰恰是身体最诚实。雪山不会因为你有信仰就不冻你,草地不会因为你是女同志就给你让块干地方。那些闭经的、不育的、在草地上早产然后把孩子埋在泥里的,她们的牺牲不是一句“艰苦卓绝”能兜住的。李贞在草地上怀了七个月的身孕,早产,孩子饿得哇哇哭,战友送来青稞面也救不回来,没出草地就夭折了。她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一生没有孩子。这种事你没法用“伟大”两个字糊弄过去。伟大是别人给的,身体是自己的。

我奶奶那辈人也有类似的事。她生我姑姑那年赶上饥荒,月子里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落下病根,四十多岁就佝偻得直不起腰。她从来不抱怨,提起来只说“那时候都这样”。我小时候不懂,觉得她窝囊。现在懂了,那一代女人有一种本事,把天大的苦嚼碎了咽下去,脸上还能笑出来。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不过是把这本事用在了更大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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