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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铸成北京大学的魂。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主张

北大三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铸成北京大学的魂。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主张把教师聘任交给委员会审查;十多年后,蒋梦麟接掌北大,却要亲自承担清理积弊多年的人事工作。一个限制校长用人权,一个动用校长权力。两种看似相反的办法,为什么都成了北大走出困局的关键?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那时的北京大学还带着旧式官办学堂的习气,教师聘任、课程安排和学生求学目的,都需要重新整理。

蔡元培没有只靠校长训令改造学校。他推动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参与校务,让教师对学术事务和人事聘任拥有发言权。胡适后来回忆,蔡元培甚至主动提出削弱校长的用人权,把聘任交由委员会审查。

在这套安排下,校长仍然主持学校,却不能独自决定教师的去留。

候选人的学术资格要经过同行讨论,教师不再只是行政命令的接受者。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也把这种自由放进了学校的组织程序里。大学能否容纳不同意见,不再只看校长个人是否开明,还要看学校有没有让不同学术力量参与决策的制度。

北大的变化很快体现在教师队伍上。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胡适受聘任教,李大钊进入图书馆工作。新旧学术观念在校园里相遇,争论并不少见。蔡元培没有要求所有人先有相同立场再进校门,他更看重学术能力和研究态度。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中心,学校的声望也随之上升。

思想自由并没有自动解决校务问题。
教师兼课过多、课程安排混乱、院系权责不清,仍然困扰着学校。蒋梦麟在1923年谈北大精神时,肯定思想自由和包容,也指出学校纪律松弛、管理不够严整。教授可以自由研究,学校还得保证课程开得出来,院系有人负责,学生能按教学计划完成学业。

1927年至1929年,北大遭遇改组危机,学校一度停课,师生为恢复学校奔走。蒋梦麟此前已经参与主持校务,1930年12月正式出任校长时,面对的是一所需要重新整顿的大学。教师兼课、课程失序和院系管理松散,已经不是靠几句校训能够解决的事。

蒋梦麟把校长权力用在整顿人事上。他调整院系和人事,推动教授专任,延请刘树杞主持理学院、周炳琳主持法学院。胡适后来回忆,蒋梦麟把清理旧人事的难事留给自己,请胡适负责延揽新人。一个承担去旧的压力,一个负责寻找新的人才,院长也获得整顿本院的责任。校长权力在这里被用得很重,目的在于打破长期失灵的人事和教学秩序。

蔡元培让教授参与学术决策,蒋梦麟要求院系负责人承担管理责任。前者防止校长独断,后者处理权责含混造成的瘫痪。教授会能够参与治校,不等于教师可以不对课程负责;院长承担整顿任务,也不等于校长可以替代教授判断学问。北大在这两种安排之间,逐渐形成了学术参与与行政负责并行的治理方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后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三校没有抹去原有校名和建制,而是在共同办学中维持各自的学术传统。蒋梦麟参与联大常委会工作,处理迁校、经费和校务协调。

联大的延续,离不开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也离不开三校教师、职员和学生。战时大学能否继续开课,靠的是三校之间的协作,也靠已经形成的院系和学术组织在迁徙中继续运转。

胡适1945年受任北大校长,1946年回到北平。复员后的学校要补充教师、恢复院系、重开课堂。10月10日开学典礼上,胡适回顾北大四十八年历史,特别讲到蔡元培的革新和蒋梦麟的中兴。他又对学生提出独立精神的要求:不盲从,不依傍门户,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

蔡元培让教师聘任不再完全取决于校长个人意志,蒋梦麟让院系负责人对教学和人事负责,胡适则把独立判断的责任交给学生。大学的自主,既要体现在教师能否研究、能否参与聘任,也要体现在学生能否形成自己的判断。

三人的治校办法不同,维护的都是学术不受私人关系、行政惰性和思想依附左右的空间。

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汤用彤、郑天挺等人继续维持北大校务。
蔡元培早已离校,蒋梦麟卸任多年,胡适也不能留在学校,北大的教学和管理仍有人接续。

校长可以更替,学校也会遭遇战争、改组和迁徙;但教授参与学术事务、院系承担教学责任、学生保持独立判断,这些要求并不随校长离去而消失。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留给北大的,不是三套相同的治校办法,而是一所大学能够不依附于某个校长继续存在的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