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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3 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知胡思杜被革职下放;同年 5 月初胡适已

1958 年 3 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知胡思杜被革职下放;同年 5 月初胡适已回到台湾,从电讯听闻胡思杜自缢传闻,电讯误记为 “去年八月”;胡思杜实际于 1957 年 9 月 21 日离世;胡适 5 月 12 日致信苏雪林,认为该消息是恶意谣言,不肯相信,直至 1962 年辞世,他都没有确认儿子已经离世。

1958年3月11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记中夹进一则剪报:胡思杜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
不到两个月,香港泛亚社的电讯又告诉他,儿子已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胡适这时已经回到台湾。5月12日,他致信苏雪林,称这消息可能是恶意谣言,还说自己当天打长途电话告诉江冬秀不要相信。一个父亲短短两个月里,先听说儿子被送去劳动,随后又听说儿子早已死去,手里却没有办法核实。

胡适收到的消息来自朋友转告、报纸剪报和香港电讯。1958年1月,他从朋友处听说思杜被送往东北;3月的剪报又说他被送去农场劳动。5月初传来的却是自缢消息,电讯把时间写成“去年八月”。4月8日,胡适抵达台北,4月10日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思杜留在唐山,父亲在台湾,胡适无法向儿子本人问清消息。

父子分开要追溯到1948年冬天。

北平局势紧张,胡适南下,胡思杜决定留下。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危害共产党的事,不必随父母离开。胡适临行带走《石头记》残本和《水经注》稿本,大批藏书留在北平。江冬秀舍不得小儿子,留下金银细软,盼着他将来成家。那次分离之后,父子再没有正常团聚。

北平解放后,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他写下批判父亲的思想汇报。1949年9月,文章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刊登在香港《大公报》。文章措辞激烈,称胡适是人民的敌人,却也承认自己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割开的地方。

胡适把文章剪下来贴进日记。
他认为文章有他人捉刀,不相信那些话完全出自儿子的本意。胡思杜却必须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证明自己。公开批判父亲曾使他得到学校表扬,他也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组织对他的考察始终没有结束。

1954年,批判胡适的风潮再起,父亲的名字又一次成为胡思杜无法摆脱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已经在报纸上与父亲划清界线,别人仍然会用胡适之子的身份衡量他。

1957年3月24日,胡适收到一封胡思杜从唐山寄来的信,邮递用了50天,这是七年来收到的第一封。几个月后,整风运动开始,胡思杜向学校提出教学改革意见。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学校领导工作,点出了胡思杜的名字;8月22日,《光明日报》又刊文批判他。随后,他被划为右派,遭到批斗。

几年前,他曾因批判父亲而受到肯定;这一次,父亲的政治身份却再次成为压在他身上的负担。胡思杜曾经努力证明自己与胡适政治立场不同,可当反右斗争开始,他依然被置于父亲的政治背景之下。那篇表明立场的文章,最终没能让他免于被划为右派。

胡思杜后来在唐山自缢身亡。堂兄胡思孟回忆,学校发电报通知他赶去时,胡思杜已经去世。遗书压在枕头下,学校不肯交出原件,只让他抄录。胡思杜把六百多元存款、二百多元公债券和一只手表留给堂兄,嘱咐将来供孩子读书。遗书残片上有“9月21日”字样。胡思孟说,那是写遗书的日期,胡思杜是在写完遗书后自杀,具体死亡日期并未留下。

5月初的电讯写“去年八月”;胡思孟记得遗书写于9月21日,死亡发生在此后;胡适3月看到的剪报,则称胡思杜被送去劳动改造。三条消息的时间并不一致。胡适手中没有遗书,也没有来自学校的直接消息。他能接触到的,是朋友转述、报纸剪报和香港电讯。

1961年4月,胡适对胡颂平谈起思杜,说1958年上半年以后再没有来信,恐怕是不免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儿子可能遭遇不测,却仍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

一个父亲能够预感到最坏的结果,却始终等不到一句正式的确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胡思杜的遗书没有完整保存下来,胡适也没有等到儿子的确切死讯。
胡祖望后来在父母墓旁为弟弟立碑,碑上刻着“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胡思杜留在唐山,胡适长眠台湾。

父亲收到过儿子可能死亡的电讯,却没有见到遗书原件,没有机会亲口问清最后的日子。

胡思杜死在大陆,胡适死在台湾。

一个在反右斗争中失去了生命,一个直到临终仍无法确认儿子的最后时刻。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留在这个家庭里的,不仅是一条生命,还有一场始终没有完成的父子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