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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结束后,正准备离开的周总理突然发现台下还站着一个人,便问他怎么回事

1955年授衔结束后,正准备离开的周总理突然发现台下还站着一个人,便问他怎么回事,那人却有些委屈的说道:“没听到叫我名字啊……”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将官授衔典礼已经熬了好几个小时。

那天在京的301名将官挤在一堂,大将10位,上将55位,中将175位,少将足足800多人,起初还一个一个上台,周恩来一看表,照这速度天黑都完不成,干脆改成15人一组,后来又改成20人一组,人群一波接一波地起身、上台、受衔、归队,掌声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等到最后一位少将的命令状发完,周总理长舒一口气,连续站了几个钟头,腰都有些僵了,将军们陆续离场,准备去参加晚宴,可就在这时,他眼角余光一扫,台下竟然还孤零零站着一个人,周总理问道:"仪式都结束了,你怎么还没走?"

那人声音不大,带着点说不清的委屈:"报告总理,我……没听到念我的名字。"

一问名字,周总理愣住了:黄火星,名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中将,怎么会漏了?

工作人员一核对才弄明白:当天念名单,"黄火青"和"黄火星"音近,加上20人一组念得又快,黄火星只听见前面那位的名字,以为喊的不是自己,就一直安安静静坐在原位,等所有人都走光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早该上台了。

这段授衔轶事流传了几十年,但很少有人留意,这个被"漏掉"的黄火星,人生比那天台下的尴尬要传奇得多。

1909年,黄火星生于江西乐安,7岁那年军阀混战加上天灾,全家逃难,半路母亲病逝,家里穷得办不起丧事,父亲一咬牙,把他卖给了景德镇一个姓黄的陶瓷工人,从那以后他成了瓷厂里的学徒,踩泥、拉坯、烧窑,手上磨出的茧,比后来握枪杆磨出的泡还厚。

直到1929年端午节,黄火星跟着共产党人参加了景德镇雄黄酒大罢工,才第一次意识到,人原来可以不靠被买卖活着,1930年红军二打景德镇,21岁的黄火星放下泥坯投了军。

打仗的时候,这个烧瓷出身的年轻人有股不要命的狠劲,第四次反"围剿",他带着部队伪装成主力吸引国民党军,号角一响就带头往前冲,战友们看着都咋舌:"这哪是个火星,分明是个猛子,""猛子政委"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抗战时期他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团长,在小丹阳一带设伏,一次毙伤日伪军340多人;龙王山反扫荡,他带着两个连守高地,两天两夜打退两千多敌人的轮番进攻,每个战士平均只有3发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硬是靠伏击敌人军列,从日本人手里"抢"出了自己的装备。

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黄火星后半生的那次转身,1955年5月,就在授衔前四个月,中央决定组建军事检察院,点将黄火星当筹建负责人,一个打仗出身、私塾都没正经读过几年的武将,要去办法律,黄火星二话没说,报名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班,公文包里常年塞着法律教材,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不到一年,全军各级军事检察机构就搭了起来,黄火星也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所以那天在紫光阁,当所有人都在为军衔激动的时候,唯独这个"漏掉"的人安安静静站在台下,不吵不闹,这不是怯懦,是那代军人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没叫到自己,就绝不多迈一步。

周总理当即拍板:单独为黄火星补授,要知道,那天连元帅、大将都是成组上台的,一个中将,成了整场典礼上唯一一个单独受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