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还是全国电影界的笑话。拷贝发行量倒数第一,职工出差时,故意把行李箱上“西影厂”三个字遮住,生怕人家看见。
那时候,全国电影制片厂不少,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人家的影片一上映,电影院里座无虚席,拷贝发行量也相当可观。
再看看西影厂,情况就难看了。
当时,西影厂的拷贝发行量排在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十部影片里,竟然没有一部是西影厂的作品。更让人难堪的是,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西影厂就占了三部。
一些老职工心里委屈。
大家都是电影行业的人,谁不想拍出好电影?谁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走进千家万户?
可现实摆在眼前,作品没有市场,厂子没有名气,出去开会都觉得抬不起头。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西影厂的命运。
他就是吴天明。
1983年,吴天明正在外地拍摄电影《人生》,突然接到了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他有些意外。
当时西影厂有一千七八百名职工,加上家属,涉及六七千人的生活。
这么大的摊子,接过来容易,想要真正改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心里也犯嘀咕,自己到底能不能干好?
当时,著名作家路遥也在《人生》剧组。吴天明便向路遥请教,问他这个厂长该怎么当。
路遥给他出了个主意:回去以后,先别急着发表意见,听听大家怎么说,让各个部门把情况汇报清楚。
吴天明觉得有道理。
1983年,他正式走上西影厂领导岗位。面对这个积弊已久的单位,他没有急着摆架子,也没有先给自己安排一堆办公室里的工作,而是开始了解厂里的真实情况。
厂里的创作部门怎么样?设备有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什么拍出来的电影卖不出去?为什么一些有能力的人没有机会?
这些问题,他都想弄明白。
等到掌握了情况,吴天明终于在一次全厂大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把西影厂的成绩摆到了桌面上。
他指出,厂子建了几十年,论人数、论设备,并不算差,可成绩却拿不出手。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最受欢迎的十部电影没有一部属于西影厂。
说到职工出差遮住厂名的事情,他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家连自己单位的名字都不敢让人看见,这难道不值得脸红吗?
会场里一下子安静了。
这些话听起来刺耳,却说中了许多人的心事。
大家明白,西影厂的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单位的观念和机制都需要改变。
吴天明接下来做的事情,更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他不愿意再让论资排辈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也不愿意让年轻人明明有本事,却只能在一旁等待机会。
他开始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和青年电影人,调整创作队伍,鼓励大家学习新技术,深入生活,拿出真正有思想、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后来,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等一批年轻电影人,逐渐在西影厂的创作环境中崭露头角。
吴天明还有一个重要想法:电影厂不能只想着拍几部保险的片子,更应该给年轻人探索的机会。
哪怕一部电影暂时赚不到钱,只要艺术上有价值,也应该支持。
与此同时,他也明白,电影厂不能光讲艺术,不讲经营。既要有探索性的作品,也要有能够吸引观众、创造收入的商业电影。
于是,西影厂开始逐渐形成艺术探索与商业创作并重的思路。
1985年,西影厂又率先进行事业单位转企业的改革,改变过去依靠拨款的经营模式,开始自负盈亏。
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但也让整个厂子逐渐有了危机意识。
曾经那个连厂名都不敢露出来的西影厂,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1986年,西影厂的拷贝发行量从全国倒数第一跃升至全国第一,当年实现利润四百五十多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曾经被同行看不起的电影厂,竟然成为全国电影行业的佼佼者。
再往后,《老井》《红高粱》《人生》《黑炮事件》等一批作品,让西影厂的名字响彻国内外。
尤其是《红高粱》获得国际大奖后,西影厂职工出差时,终于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吴天明后来回忆过那个变化:过去职工出门,恨不得把厂名藏起来;后来出去,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见自己是西影厂的。
同样是那几个字,过去是羞耻,如今却成了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