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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1)。 伟人去世后,全国开展

毛主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1)。
伟人去世后,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看到这份原始文件,才知道他的远见有多厉害!


1963年11月18日,毛主席审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定稿,在末页亲笔添上十四个字:“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五年后,毛主席逝世已近两年,这句话又成为一场全国性争论的焦点。一个早已写进文件的原则,为什么还要在1978年重新争论?

那张修改稿有明确的写作背景。中苏两党当时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展开公开论战。
《五评》讨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也讨论怎样判断一条路线究竟正确与否。

毛主席把“社会实践”写成检验尺度,针对的正是现实政治判断:一条路线不能靠自我宣称正确,也不能靠声势和权威证明正确,最终要看它在实际斗争中产生什么结果。

这层意思并非1963年才出现。1937年,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系统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又谈到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1955年,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下104篇按语。三年后重印部分按语,他主动修正了其中一个判断:1955年取得基本胜利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生产关系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的一些领域,还不能说已经完成。新的情况出现,原来的概括就要作出调整。

修改者正是毛主席本人。理论来自实践,也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提出理论的人不能因为拥有权威,就把自己的每一句话变成永远不能触碰的结论。

毛主席在1963年写下那句话时,强调的是判断路线的尺度;他在1958年修订按语时,则亲自展示了怎样根据新的认识修正旧的表述。

原则写在文件里,并不等于它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利用于现实。1962年至1964年,理论界已经围绕实践标准展开过讨论。

1963年2月,朱士耀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同名文章。
到1964年底,这一轮讨论逐渐沉寂。实践标准并没有从理论上消失,现实工作中怎样运用它,却成为一个更难回避的问题。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这个问题进入新的政治环境。1977年,“两个凡是”成为重要政治主张,维护毛主席生前决策和指示,被强调为处理现实问题的重要原则。历史上形成的判断能不能重新审视?如果新的事实与过去的结论发生冲突,工作究竟应当依据现实情况调整,还是只能沿用既有说法?争论由此触及了政策评价和历史评价。

胡福明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1977年,他开始撰写文章,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说明实践标准。初稿形成后,经过多轮修改,杨西光、王强华、吴江、孙长江等人参与,胡耀邦审定。

1978年5月10日,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出;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公开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把一个哲学命题推到了现实面前。
它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却强调理论本身也要接受实践检验;过去被证明正确的认识,遇到新的历史条件,仍可能需要补充、修正。

文章还谈到实践本身有发展阶段:某一时期的经验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今天尚未解决的疑问,可能要由以后的实践作答。检验标准有确定性,也有阶段性。

它所触及的,不只是某个具体政策是否妥当,还包括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任何人的指示、任何既有结论,能不能因为曾经具有权威性,就免于现实检验?

文章发表后,批评和压力随之而来,讨论没有立即成为共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此后,争论从报刊和理论部门扩展到各地各部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讨论,过去不容易公开触及的问题开始进入公开讨论范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将其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会议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由一场理论争论,进入了国家工作方向的调整。

1963年那行亲笔文字,不能被说成毛主席预先写下了1978年的答案。
它的分量在于,毛主席早已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1978年的讨论,则让这条原则重新进入政策判断和历史评价,成为纠正思想僵化的重要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逐步落实到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

一张修改稿上的十四个字,写下了判断真理的尺度。
1963年,它出现在中苏论战的文章末页;1978年,这个尺度被带到现实政治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面前。

毛主席留下的这句话,最有分量的地方,是它从来不允许任何结论仅凭权威获得永久正确的地位。

即使是已经形成的认识,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