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后的刘伯承,说出一句心里话:我征战半生,只服一人
一个征战三十年的将领,做过红军总参谋长,指挥过千军万马,为什么在五十岁生日会上,却把自己称作毛主席的“小学生”?
1942年12月,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
刘伯承在答词中说,自己一生如果有一点成就,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的;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那时,他右眼失明已经二十六年,左眼仍支撑着读书、写作和指挥工作。真正双目失明,是更晚年的事。
刘伯承并非没有自己的军事判断。他早年在川军中打过仗,护国战争时率部攻打丰都,右眼被子弹打伤失明。此后他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长期从事红军教育和参谋工作。
1932年,他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参与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黄陂、草台岗两战获胜,红军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歼敌,打出了这一时期的主动权。
真正让他看清军事路线差别的,是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红军逐渐采用以阵地防御和堡垒对抗为中心的作战办法。
国民党军兵力、装备占优,红军却被要求在对方选择的战场上硬碰硬。刘伯承不赞成这种打法。
他撰文讨论游击队如何穿过封锁线、袭击敌后交通和补给,试图把红军熟悉的机动战法重新用起来。
1934年5月,他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提出,碉堡之间仍有空隙,游击队可以穿插出去,打击敌人后方交通;9月,他又归纳敌后游击战的教训。文章写得很具体,问题也很明确:不能让敌人用坚固阵地把红军钉死在原地。
意见没有改变指挥方针。1934年,刘伯承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改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战,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原有八万余人的队伍锐减。继续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迎面仍是重兵堵截,红军已经经不起再一次消耗。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开会。刘伯承作为红军总部负责人出席。
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中的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权。
朱德、周恩来继续负责军事指挥;随后,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最紧迫的军事行动。
新的指挥安排还要经受行军和作战的检验。3月的苟坝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毛主席反对仓促出击,会议一度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毛主席随后继续向周恩来陈述理由,中央重新讨论,最终取消进攻计划,并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军事决策经过讨论才成为命令,红军也由此有了更集中的临机指挥机制。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反复变换方向,调动和牵制敌军。
毛主席以进逼贵阳、威胁昆明的行动调动滇军,使金沙江一线防守空虚,随即决定迅速北渡金沙江。1935年5月2日,军委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和工兵赶赴皎平渡,夺取渡口、收集船只,保障主力过江。
刘伯承担任渡江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先遣部队控制渡口后,找来船只和当地船工,组织昼夜摆渡。七只木船在江面上往返不停,干部团、军委纵队和各军团陆续过江,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件事里,毛主席作出的是战略选择:把敌军引向错误方向,再从薄弱处脱身。
刘伯承承担的是把战略变成行动的任务:抢渡口、组织船只、安排部队通过。缺少前一层判断,红军可能继续陷在追兵和堵截之间;缺少后一层执行,再好的判断也只是一张作战地图。
1959年,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回望这段经历,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军事艺术称为红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刘伯承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军事判断。第五次反“围剿”时,他曾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也因此失去总参谋长职务;长征中恢复职务后,他又承担起渡江总指挥的重任。前一次,他不肯把专业判断藏起来;后一次,他把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落实到渡口、船只和部队行军上。
1942年的寿辰答词里,刘伯承还提出,希望自己去世后,墓碑上刻着“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这位失去一只眼睛、身上留下九处战伤的老将,把自己的成就归给党和毛主席。
他在五十岁时还为自己写下“勉作布尔什维克”,把墓碑上的称谓看得比个人军功更重。
刘伯承愿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是因为他亲历了军事路线从失误走向调整,也亲自把新的战略部署变成渡江行动。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被甩在身后。
战略判断为红军找到生路,刘伯承和干部团则把这条生路一程一程走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