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毛泽东,与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国民党维护的是蒋宋孔陈的利益;共产党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结果必然不同,一个被赶到了台湾,一个建立新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得天下。
说“两股道”,不是一句简单的定性。孙中山喊“平均地权”,喊了一辈子,可国民党真正掌权之后,那张地契始终没有从地主手里抽出来,递到佃农手上。不是不想,是那套机器里坐着的人,本身就是收租的人。
抗战结束那会儿,四大家族手里攒下的财产,估计到了一百亿到两百亿美元。全国工矿和交通固定资产的八成攥在他们手里,钢产量的九成、电力的六成七,全是他们说了算。这样的盘子摆在那里,你让它去“节制资本”,等于让吃饭的人把自己的碗端走。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1926年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问了一句很直白的话: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那时候就已经把账算清楚了——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算多,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话在当时听起来像书斋里的判断,二十多年后却成了战场上看得见的东西。
关键的分水岭,其实落在一块地上。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出来,解放区大约一亿农民分到了地。地一到手,人的算法就变了。东北解放区土改三年,一百六十万人参军;山东一个省,先后五十九万青年上前线,七百万民工跟着部队走。不是谁拿喇叭喊来的,是“保田”两个字自己长出了腿。
反过来看国统区,地租照样压着,农村经济在战后两三年里一路往下出溜,土地撂荒成了家常便饭。国民党也不是没下过减租的文件,可执行的人就是收租的人,文件出了门就拐了弯。农民不傻,谁把地真的往他手里放,他就把命往谁那边押。
所以后来那个结局,与其说是枪炮打出来的,不如说是账本上先分出来的。一边把利益锁在少数人的保险柜里,一边把地契塞进多数人的口袋里。民心这东西,说到底没那么玄——它就是一个人掂量完自己的日子之后,脚往哪边迈。
你说,如果当年那张地契早二十年落到佃农手里,后面的故事会不会是另一个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