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香港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八十多岁的军统女特务陈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军统女特务中,陈华远不如向影心、余淑衡出名,但她晚年爆出的许多猛料,尤其是戴笠自杀说(戴笠不是死于空难,是自己在飞机上开枪打死了驾驶员,飞机才撞上岱山),相当的炸裂,她也因此引来了不少的关注。
在当年,因为陈华抛出了这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带有某种真相味道的说法,很多人对这个女人的过去,很感兴趣。
陈华的来路很不体面,她1906年前后生于上海一户小贩之家,家境困顿,十三岁被卖入青楼,十六岁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看中赎身,成了杨虎身边的人。
杨虎与蒋介石有结拜之谊,在上海滩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陈华跟着他出入权贵场合,见惯了各路人物之间怎样说话、怎样交换眼色、怎样在杯盏之间把一桩事情谈成或者谈崩。正是这段经历让她具备了戴笠最需要的一种能力:在社交场合里不留痕迹地靠近目标,记住对方不经意间露出的弱点,并且把听到的东西完整地带回来。
1932年前后,杨虎在一次宴会上把陈华介绍给了正在筹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陈华随后转入戴笠麾下。戴笠为了掩人耳目,拉上影星许莺莺,与陈华结为异姓兄妹,三人还留下了兰谱。当然,兄妹名分是给外人看的,他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很快越过了那层纸,但陈华在军统的位置,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戴笠的女人”四个字能概括的。
陈华进入军统后,很快体现出了她的价值和能力。
1935年,刘戈青从暨南大学毕业,原本打算和同学到福建开办矿业公司,陈华从中游说,最终刘戈青连同另外八名同学一起转入戴笠正在筹办的特务训练系统,先经过杭训班入学考试,再由陈华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前谒陵宣誓。
这九个人后来被戴笠称为“九个火车头”,刘戈青出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长后,参与了对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的刺杀,成为军统早期行动力量中叫得响的人物。
因为这段历史,戴笠曾公开对陈华说过这样的话:“华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据军统的内部资料显示,陈华还曾受命执行监视汪精卫、孙科这类高风险任务,在青岛活动期间曾留下与戴笠、许莺莺同框的照片,这说明她在军统内部的活动半径,远比一般女特务要宽。
除了戴笠之死,陈华还披露过不少军统以及戴笠的黑幕。
据她讲,戴笠选拔特务不看出身,只看两样:忠诚,以及有没有能用的特殊技能。对女特务,他尤其看重“交际能力”,让她们打扮成名媛舞女,钻进目标的生活圈子里套取情报、进行策反暗杀,很多女特务在任务完成之后就被秘密处理掉了。
另外,军统内部的猜忌和控制,也是触目惊心的。陈华说,戴笠最擅长的办法是“特务监督特务”,每一个层级都安插眼线,“哪怕是最亲信的人,背后也可能有三双眼睛盯着”。
戴笠这个人,赏起来出手阔绰,罚起来不留余地,有一个特务贪了活动经费,没有经过审讯,直接拉到郊外枪毙,尸体也没有人敢去收。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表面上是纪律,实质上是让每一个人都处于不确定之中,不知道下一秒落下来的是赏还是罚,因而只能把服从变成一种本能。
1940年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刺案,是陈华在回忆中少见地主动界定自己角色边界的一桩军统刺杀案。
傅筱庵投靠日本后,出卖了军统的刺汪计划,导致戴炳星、吴赓恕两名少将级特务遇害,戴笠下令锄奸。傅筱庵深居虹口日占区,身边有二十多名保镖和伪警备队层层护卫,正面狙击屡屡失败,军统上海特区最终从傅家老仆人朱升身上找到了缺口。
陈华在回忆中说:策反和执行都是上海特区的工作,她没有直接参与,也从未与朱升有过接触。她做的事情是另一条线上的:提前联络法租界的地下交通站,安排从傅府后门到浦东的秘密撤离路线,备好干净衣物和伪造通行证。朱升动手之后拎着菜篮、推着自行车从后门走出去,门卫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早起买菜,没有阻拦。朱升骑车到接头点,换上陈华备好的衣物,由军统上海站人员护送藏匿,两个月后经浙江转往重庆。
关于戴笠之死,陈华的“自杀”说,其中有不少的细节。
1946年3月,戴笠从北平出发之前,在陈华的住处过了最后一夜。那一夜他对陈华说:“华妹,我老实告诉你听,老头子不要我,我就死”。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军统这样庞大而严密、只听命于戴笠个人的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已构成威胁。戴笠想谋警政部长,又想借美国人的支持去碰海军司令的位置,这些动作叠加在一起,已犯了大忌。陈华后来看到事故现场送来的十三张残骸照片,一眼认出了戴笠标志性的金牙,更让她确信自己判断的是遗体那只高高举起的右手,右拳紧紧攥着,那是戴笠开枪之后改不掉的习惯动作。她由此认定,戴笠在飞机上打死了驾驶员,让飞机失控撞山。
陈华晚年定居香港,靠一间理发店维持生计,1988年由台湾作家章君穀执笔,出版了《陈华女士回忆录》。
回忆录出版后不久,她在香港病逝。围绕着这本书一直有质疑的声音,有人说她晚年经济不宽裕,借着戴笠的传奇换一笔收入;也有人说一个脱离军统四十多年的老妇人,记忆未必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