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戴笠孙子在安徽修拖拉机,被判死刑。宣判那刻,他没哭没喊冤,只平静吐出一句话,满屋子身经百战的办案人员,后背齐刷刷冒出冷汗!他究竟说了啥,能让一屋子老刑侦错愕?
戴以宏的祖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军统头目戴笠。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留下的家族也很快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他的父亲戴藏宜,后来因历史问题被捕,于1951年被处决。父亲出事后,母亲郑锡英带着几个孩子辗转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54年,郑锡英准备带着孩子前往台湾。可当时情况复杂,家里几个孩子不能全部带走。就这样,年仅6岁的戴以宏被留在了上海。
一个孩子,眼看着母亲和兄弟姐妹离开,自己却没办法跟上,这种滋味可想而知。
起初,上海公安局的一名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顾他。戴以宏就这样跟着陆家生活了3年。
后来,陆秉章的特务身份暴露,被公安机关逮捕入狱。戴以宏再次失去了依靠。陆秉章的妻子也无力继续抚养他,只好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家孤儿院。
从此,他成了孤儿院里的孩子。
16岁那年,戴以宏离开孤儿院,在有关部门安排下,进入安徽合肥一家棉纺厂工作。
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有整天惦记着自己的家庭背景。每天按时上班,认真干活,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后来,响应青年到农村、到基层去的号召,他报名支援农业生产,被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
刚到农场时,他当的是拖拉机手。
那时候农村机械化程度还不高,一台拖拉机可是农场里的宝贝。机器一旦出了故障,耽误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大片农田的生产进度。
戴以宏整天跟机器打交道,慢慢摸索出了维修技术。
别人下班休息,他还在研究机器构造。遇到发动机打不着火,他就趴在机器旁边检查;遇到零件损坏,他就琢磨怎么修复。
时间一长,他从拖拉机手变成了修理工。
在同事眼里,他就是一个踏实肯干、技术不错的年轻人。
可他不知道,自己那个从未真正了解过的祖父,正在给他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
工作人员开始调查一些人的历史背景,戴以宏的家庭情况也被翻了出来。
这时候,他才真正知道,自己的祖父竟然是戴笠。
这个名字,在当时绝不是普通的名字。
戴笠曾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重要人物,历史评价复杂,相关家庭成员也容易受到关注。
有人一听戴以宏是戴笠的孙子,便觉得这件事有文章可做。
试想一下,一个平时在农场修拖拉机的年轻人,突然被人翻出这样的家庭背景,周围人的眼光难免发生变化。
有人可能会怀疑他,有人可能会刻意疏远他。
面对这样的情况,戴以宏并没有低头认下什么罪名。
他反驳对方时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说出了他心里最真实的委屈。
他的意思很明白:祖父是谁,不是他能够选择的;从小是谁把他养大,他却清清楚楚。
他没有享受过祖父带来的任何好处,甚至连祖父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凭什么因为祖父的身份,就否定他这些年的劳动和生活?
最终,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这场风波没有进一步扩大,他顺利过了关。
1976年,戴以宏在普农山分场与一名下放的上海女知青结婚。
两个人组成家庭后,开始过普通人的日子。
不过,这段婚姻后来在1984年结束。女方返回上海,两人离婚。
不久之后,戴以宏又和农场的一名女工组成了新的家庭。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放弃生活,也没有整天拿祖父的名声说事。
后来,他成为农场里的七级修理工,凭着一身维修本领养家糊口,和女儿过着平静的生活。
1991年,分别多年的亲人终于有机会团聚。
5月,戴以宏前往台湾探亲,和母亲、兄弟姐妹重新见面。这一家人分开了40多年,终于再次坐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