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苏交恶,咱们编绘历史地图时,外东北、外西北、外蒙,能画多大画多大,所以教科书上的辽国疆域看着比宋朝大不少。但这是错觉,宋人也不认为辽国比宋朝大。
北宋理学家陈襄曾出使辽中京,负责接待的辽国官员说客套话:“宋使远道而来辛苦了”。陈襄表示不远,从汴京到中京也就相当于汴京到杭州。接着又说杭州南面还有福建路,去到汴京四千余里。
辽国官员好奇地追问:“福建以外更有甚路?”
陈襄说:“更有广南东、西二路,去京师万里”。辽国官员听后不说话了。
辽国鼎盛时期,可以影响到外东北,从幽州到外东北的距离,比两广到汴京的距离远的多。然而辽国对外东北做不到常态化的行政管理,能直接管辖的范围(州县制)止于黄龙府(吉林农安)、宁江州(吉林扶余)、长春州(吉林白城)一线。西北亦是如此,辽国的西北招讨司,地图上画到了额尔古纳河流域,实际那一片只是羁縻统治,叛服无常,跟北宋对两广的控制力度不能比。如果去掉羁縻地区,宋朝比辽国大多了。
因此宋人的畏辽心理与疆域大小没关系,甚至与实力强弱也无关,纯粹就是宋军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得不算经济账。
纵观宋辽战争不难发现,宋辽是谁进攻谁吃亏,都灭不了对方。但北宋没有燕山山脉做屏障,一旦开战,辽军骑兵横冲直撞,中原的经济损失太大了。而宋军受制度影响,在北伐时,无论是指挥层面还是后勤补给,都做不到千里远征。
就拿后勤来说,为了削弱武将权力,宋朝的作战部队和后勤保障部门被拆分成了两个互不统属的平行单位。作战部队只负责打仗。后勤保障则归转运使负责。有人说今天的部队也这样分。此言差矣,现代军队的军政、军令、后勤部门是军队系统内的专业化设置,大家都是军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宋朝的转运使是文官,他们与武将分属不同系统,各自向皇帝汇报,没有任何交集,经常扯皮推诿。这就导致宋军北伐只能在国境线附近百里范围内来回“蹭”,再远就“蹭”不进去了,粮草跟不上。如此一来,宋军对辽国的打击如同隔靴骚扰,伤害有限。
北宋对西北党项部的打击亦如此,宋军10万人讨伐李继迁,这老小子四处流窜,宋军根本抓不到,堪称“高投入、零回报”。
赵匡胤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想着先攒钱,跟辽国谈得拢就掏钱赎回幽云,谈不拢就用这笔钱募兵北伐。赵光义省去了赎买环节,直接打,奈何打不过,被迫由攻转守,损失惨重。李继迁叛乱也是赵光义惹出来的祸。
宋真宗继位后,算经济账觉得不划算,首先对李继迁妥协,放弃定难五州和灵州,换取一时太平。之后又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结束宋辽战争。
事后来看,澶渊之盟尚有进步意义,但宋朝对党项的妥协就极其短视了。李继迁、其子李德明、其孙李元昊趁宋朝不管,四处征伐,控制河西走廊,拥兵几十万。
得知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宋朝坐不住了,出兵讨伐,结果三战三败。这会儿的宋朝君臣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习惯了花钱买太平,既然这套逻辑对辽国管用,对西夏肯定也管用,于是又有了庆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