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晚年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最佩服的是这几仗

一支疲惫的队伍，刚打完一场伤亡不小的仗，原定路线又走不通了，接下来往哪儿去？1935年红军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难题。

1975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谈到四渡赤水，说红军在龙里、贵定之间来回穿插，距离不过六十华里，局外人看着像是神来之笔，真正身处其中的人却明白，关键在于情报及时准确。没有把握，指挥员就不容易下决心。

叶剑英长期在军委参谋机关工作。他看到的，不只是战场上谁赢谁输，还有部队为什么改道，命令凭什么下达。四渡赤水让他记住的，也不是一张提前画好的完美路线图，而是形势变了以后，怎么修正，怎么把队伍带出困局。

故事要从一次判断失误说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算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月28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土城青杠坡向川军阵地发起进攻。

战前估计敌军有四个团，打起来才发现，对面实际有六个团、一万多人，援兵还在赶来。

当时红军收到敌军电报，却把旅误译成团，低估了对方兵力。青杠坡很快打成拉锯，红军伤亡一千多人。继续硬打，代价只会更大，1月28日夜里，毛泽东等人决定撤出战斗，第二天凌晨，红军从土城、猿猴场一带西渡赤水。

这就是一渡赤水。看起来是撤退，实际也让原先的北渡计划停了下来，红军暂时甩开了河对岸的川军。打错了，能不能及时承认，及时调整？这一步，比硬撑面子更重要。

红军随后向扎西一带转移，但川军、滇军从南北两面压来，队伍难以站稳。毛泽东决定掉头东进，红军于2月18日至21日从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黔北。

刚过去又回来，官兵和将领难免疑惑。可这次回师后，红军很快拿下桐梓，接着攻打娄山关。2月25日，红军占领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娄山关不是轻轻松松拿下的。红军先攻下关口两侧高地，第二天又应对黔军反扑，疲惫的部队轮换作战，直到下午四点才彻底击溃守军。

连续行军和受挫之后，这场胜利让队伍重新有了底气。很多时候，解释再多，不如打一场能改变士气的仗。

不过，蒋介石很快调集重兵，准备把红军围在遵义、鸭溪一带。红军当时只剩三万多人，正面硬拼并不划算。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镇架起浮桥，大张旗鼓地渡河，故意让国民党侦察机看见，摆出北渡长江的样子。

敌军果然朝川南调动。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渡过赤水，完成四渡，随后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蒋介石当时在贵阳督战，急调滇军东进，云南方向的防守随之变薄。红军转向云南，前锋逼近昆明，滇军又被调回，金沙江一线的防务因此松动。

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从皎平渡等渡口渡过金沙江。追兵赶到时，红军已经过去七天。四渡赤水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每一步都早有安排，而是先看清对手怎么动，再决定自己往哪走。

把视线放到后来几场大战，也能看到相似的判断方式，但具体打法并不一样。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整编第74师，重点在于抓住对手突出、孤立的态势迅速合围。

它不是四渡赤水式的反复转向，却同样要求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

辽沈战役里的锦州之争，则把决心和犹豫都摆到了台面上。1948年10月2日，林彪得知国民党军有四个师运抵葫芦岛，担心锦州久攻不下会遭两面夹击，提出继续打锦州或回头打长春两个方案。毛泽东接连发电，坚持集中主力迅速拿下锦州。

罗荣桓、刘亚楼后来与林彪商议，林彪同意继续攻锦州。锦州攻下后，长春、沈阳守军的退路受到控制。这个过程说明，正确决策不等于没有分歧，关键在于把风险摆出来以后，能不能把方向定下来并贯彻下去。

淮海战役又是另一种考验。面对六十万对八十万的兵力差距，毛泽东给粟裕的部署把重点放在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形成中间突破，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解决所有对手。分阶段集中兵力，才有机会把大局拆成一段段来打。

平津战役里，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塘沽之敌隔而不围，先限制傅作义部行动，再逐步完成部署。

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则不同，国民党拒绝签署协定后，解放军于4月20日夜至21日发起渡江，4月23日解放南京。一个重在控制和争取，一个转向迅速突破，战场条件变了，办法也不能照搬。

叶剑英晚年讲四渡赤水，着眼点并非把毛泽东的指挥说成从不出错。土城的兵力判断出了偏差，红军也确实付出伤亡，后来才一再调整方向。

真正让他佩服的，是情报变化、队伍疲惫、意见不一时，指挥员能不能看出局势正在往哪里走，并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

四渡赤水走了四次，路线反复变化，最终目的却很清楚，摆脱追堵，渡过金沙江。看似绕路，实则每次转向都在改变敌人的部署。叶剑英说局外人看到神奇，身处其中的人看到情报和决心，说的正是这层朴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