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市郧阳公安分局原辅警何亮案背后的监督全覆盖逻辑

2026年8月3日，十堰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区分局原辅警何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郧阳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通报只有一句话，没有披露具体案由、涉案金额和涉案领域。在公开信息有限的条件下，这篇文章不猜测、不填充，而是围绕一个确定的事实展开分析：一个“没有编制”的辅警，为什么会被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又为什么这恰恰体现了制度应有的逻辑。

辅警没有行政编制，没有独立执法权，职业上升空间和薪酬待遇通常也相当有限。正因如此，一些人会下意识地认为，辅警“没有权力”，也就谈不上“贪腐”。但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监察对象并不以“有没有编制”为界，判断标准在于是否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辅警在民警指挥下从事接处警、信息录入、证件办理、涉案财物管理、监管场所值守等辅助性工作，这些工作一旦嵌入公安执法链条，就具有了公务属性。何亮被区纪委监委直接审查调查，说明其涉嫌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普通违纪的范畴，进入了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评价视野。

这一点在法律上早有明确依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分析劳务派遣辅警收受财物的定性问题，结论清晰：辅警虽通过第三方派遣、未与公安机关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以公安机关名义、在民警安排下从事辅助管理型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所称“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换言之，辅警的身份不是腐败的“豁免牌”，公务属性才是受贿罪主体认定的实质依据。 湖北阳新县看守所辅警万某的案例也提供了现实注脚：万某利用值守监控、巡视的职务便利，为四十名在押人员转递物品、传递信息、给予特殊关照，收受钱款十余万元，最终被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刑罚。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哪里，不取决于编制簿上有没有名字，而取决于公共权力实际上从哪里经过。

那么，辅警岗位的腐败风险究竟从何而来？答案不在于“级别高低”，而在于权力末梢的裁量空间与监督密度之间的落差。辅警处在执法活动的第一线，经手的是最具体、最琐碎也最“可交易”的环节：一条信息的查询与传递，一份材料的受理与流转，一次巡查中的“看见”与“不看见”。这些环节单独看似乎微不足道，但一旦失去有效约束，就可能被兑换为利益。与此同时，辅警群体的管理制度长期存在一个结构性张力：他们承担着大量实质性辅助工作，但身份待遇和职业保障相对薄弱，日常监督又往往侧重于“在编人员”，对辅警的廉政教育和权力运行监控容易流于形式。“事多、权实、责重、监督弱”的组合，才是辅警岗位滋生腐败的真正土壤，而不是“编外”二字本身。

何亮案的价值，不在于围观一个个体的坠落，而在于检验一条制度原则是否被认真对待：监察全覆盖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任何行使公权力的人，无论有无编制，都必须接受同等标准的约束。 把辅警纳入监察对象，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权力运行规律的尊重。反过来，如果只在个案发生后强调“编外人员也要严查”，而不在制度层面厘清辅警的权限边界、压缩不必要的裁量空间、把日常监督嵌入每一个经手环节，那么下一个何亮的出现就只是概率问题。

“编外”从来不是法外。何亮接受审查调查的事实，本身就在陈述一个朴素而有力的道理：权力经过的地方，监督就必须在场；监督在场的地方，侥幸就不应被容忍。这既是对个体的警示，更是对制度韧性的持续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