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后，张国焘率军南下，红一方面军有两个军也被迫跟随，其中四位军政主官，不过，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斗争坚决。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董振堂：“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表面上看是件大喜事，两支主力红军终于走到了一起，可实际上，两支队伍的差距大得惊人。

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一路打过来，湘江一战损失过半，过雪山草地又死伤无数，到懋功时只剩下一万多人，衣服破烂，弹药不足。

红四方面军则完全不同，他们在川陕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兵力七八万，装备也好得多。

这种差距摆在眼前，张国焘心里的想法就变了。

他认为自己的队伍才是真正的主力，两边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国焘开始在暗地里拉人。

他盯上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中央红军里有资历、有战功的干部。

他看出有些人心里有怨气，就主动凑上去，说中央的路线有问题，跟着他干才有出路。

在这种拉拢下，有四个人犯了糊涂。

罗炳辉是红九军团的军团长，长征一路上，他的部队总是被安排当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

这个活儿最苦最危险，打到最后，红九军团的人越打越少。

罗炳辉心里憋屈得很，觉得自己的部队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张国焘就看准了他这股怨气，在会议上使劲拉拢他。

罗炳辉一时冲动，公开表态支持张国焘。

何长工的情况也差不多。

他跟毛主席的关系本来很近，参加过秋收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

可长征路上的惨烈损失，让他的想法发生了动摇。

他看到身边那么多战友倒下，心里不是滋味，对中央的部分决策有了看法。

加上他的搭档罗炳辉已经站到了张国焘那边，他也就跟着走了。

李卓然当过红五军团政委，是搞政治工作的老手。

张国焘把他调到红四方面军当政治部主任，给了很高的职位。

李卓然在这个位置上，面对张国焘的压力，没有顶住，选择了沉默和顺从。

邵式平的资历更老，他和方志敏一起创建了闽浙赣根据地，在党内很有声望。

张国焘看重他的名气，极力争取他。

邵式平在公开会议上发了言，表示同意张国焘的主张。

这四个人在关键时刻的表态，让张国焘有了底气。

1935年9月，他公然另立中央，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央北上到了陕北，站稳了脚跟。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到处碰壁，部队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北上。

他自己也在1938年叛党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各不相同。

罗炳辉到了陕北后，主动向中央认了错，中央看他战功大，让他继续带兵。

抗战时他当了新四军副军长，在华中打出了威风，可惜1946年就病死了，才49岁。

要是他能活到1955年授衔，评个上将应该没问题。

何长工也做了检讨，中央接受了他的认错，但不再让他带兵，把他调到了教育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重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别的岗位上继续做事。

李卓然同样做了检查。

他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管干部的选拔任用，这个职位很重要，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只是不让他再碰军队的事。

邵式平在延安也做了深刻检讨。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地方上干了大量工作，后半辈子也算对得起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身处漩涡之中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始终没有动摇，坚决站在中央一边，抵制分裂行为。

把这四个人的经历放在一起看，能发现一个共同点。

他们早期都立过大功，有本事有资历，就因为在一个节骨眼上站错了队，人生的路就拐了个大弯。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参加。

这不是中央故意整他们，而是路线问题在组织上的必然结果。

战争年代选人用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在生死关头站在哪一边。

那些在草地分兵时坚决拥护中央的人，后来大多成了开国将帅。

而这四个人，尽管后来的表现也不算差，但当年的那个选择，已经成了他们履历上抹不掉的一笔。

中央对他们的处理，既没有一棍子打死，也没有一笔勾销。

该给的职务给了，该承认的功绩也承认了，但军队系统的最高荣誉跟他们没关系了。

这种处理办法，既坚持了原则，也给犯了错的人留了改正的机会。

这四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重大的历史关口，立场比能力更重要，比资历更重要。

一个人在那个节骨眼上站在哪一边，往往就决定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