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红透半边天的作家浩然,晚年撂下一句重话,说中国历史上除了苏联的高尔基,没人能像自己这样代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结果转头就被文艺界专家把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定成了脱离实际的“夸张失真”。
老先生当年直接拍桌子硬顶,坚信自己是从农村包围城市里走出来的代表,谁也抹杀不了;可直到他2008年去世,文艺界对他这身印记的争论也没算清。
批评的声音不是没由头。回过头看他的书,人物立得太完美,矛盾掐得太死板,整部小说像按着图纸硬搭起来的台子,在艺术上确实留着明显的硬伤。但后来这阵批评慢慢变了味,甚至有人拿后来的《丰乳肥臀》来质问,非觉得写成那样才叫真实。争到后头,很多人其实不是在挑小说笔法粗细,而是拿后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评价,倒回去卡几十年前的老书。
要是搁在当年的处境里看,一个扎在泥土里的作者想为眼前的庄稼汉立传,是先凭着当时满腔的真情实感把眼见的事写进故事,任由后人去挑剔艺术上的死板;还是先等几十年后历史学者把合作化运动的得失全盘论定,再去提笔描摹那些人的喜怒哀乐?
要是先写,哪怕人物被时代条框勒得太紧,字里行间好歹还留着那个时期农民真实涌动过的一股心气;可要是反过来,非得等几十年后的历史定案全落听了才敢动笔,后头哪还写得出那种哪怕带着局限却掏心掏肺的活气?真按后来的定论去套当年的日子,写出来的无非是一堆替历史结论站岗的注脚,哪还有文学的份。
艺术上写得单薄,该挑挑,该指责指责。只是当年走过那段路、流过那份汗的人,因为后头风向变了,一整代人的心事连同写字的人,就这么被轻飘飘归成了一句“假话”。浩然走了这么多年,文学的账与历史的账到底怎么算,至今文艺界也还没真正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