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何桂清在刑部大牢里蹲了几个月，起初并不怎么慌。他当过十九年京官，门生故旧遍及六部，朝中替他说话的人不少。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亲自出面，咬住一条死理不放：大清律例写得清清楚楚，封疆大吏弃城而逃，最重就是斩监候，秋后处决。刑部凭什么在律条之外加一个“从重”，改判斩立决？祁寯藻还翻出嘉庆皇帝的老谕旨，说刑部断狱不许在律外写“加重”字样，这是祖制。十七个大臣跟着联名上疏，工部尚书、顺天府尹、御史、给事中，一串名字列下来，声势不小。慈禧太后刚掌权，也不想一上来就杀一品大员，发了话让大伙各抒己见。何桂清在牢里听到这些风声，心思又活泛起来。他托人递出一份薛焕当年写的公禀，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请他退出常州、移驻苏州，“以保饷源重地”。照这个说法，他就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只要两江那边核实公禀不假，命就能保住。

案子卡在了曾国藩手里。朝廷命两江总督核查这份公禀的真伪，曾国藩是绕不过去的一关。何桂清起初觉得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他和曾国藩不对付，这是朝野皆知的事。早几年何桂清当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湘军正缺饷，何桂清手里攥着江南的粮台银子，一分不肯多给，还放过话，说江浙的兵勇饷银都该归他一人调度。两人为了军饷和军功，暗地里较了好几年的劲。何桂清看不起曾国藩的出身，觉得一个三甲同进士，在京城土头土脸混了那么多年，凭办团练起家，算不得正经的科甲正途。他忘了曾国藩有个绰号叫“曾剃头”，这个绰号不是白来的。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时给友人的信里写得很直白：不治以严刑峻法，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杀起人来不眨眼，在官场上动起手来同样不眨眼。

曾国藩没有去查那份公禀。他上了一道折子，内容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冲着何桂清的命门去。折子里有两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反复引用：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翻译成白话就是，封疆大吏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哪能因为底下人递了一张纸片子就弃城走人？至于大臣有没有罪，看的是他心里怎么想的，那张公禀是真是假根本不重要。你的心迹就是逃跑，你的心迹就是贪生怕死，这就够了。

这道折子绕开了所有法律条文上的纠缠。祁寯藻那边还在抠“斩监候”和“斩立决”的字眼，曾国藩直接把桌子掀了：我不跟你谈律例，我跟你谈心术。你何桂清身为两江总督，常州城里兵有饷有，士绅跪在道边哭着拦你，你让亲兵开枪打死了十九个。这十九具尸首摆在那里，你还谈什么“战略转移”？一个弃城而逃、纵兵杀民的总督，心迹已经脏透了，公禀就算是真的，也洗不干净。慈禧看了这道折子，没有再犹豫。祁寯藻的律例牌打不下去了，曾国藩把“情理”两个字搬了出来，而情理在清朝的刑狱里从来就压得过律条。

何桂清在牢里等到消息的时候，才咂摸出味道来。他之前所有的盘算都建立在“打官司”上——找律条，找证人，找朝里的大佬递话。可曾国藩压根没跟他打官司。曾剃头要的是他的命，用的是他最不在乎的东西：道德。何桂清一辈子在官场上钻营，从翰林院编修爬到两江总督，靠的是师生故旧、利益交换、银子铺路。他以为曾国藩也会在这个圈子里跟他过招，比谁的门生多，比谁的后台硬。他忘了曾国藩手里攥着湘军，攥着长江上游的胜仗，攥着朝廷不得不倚重的那份本钱。有这份本钱在，曾国藩说一句“心迹可诛”，比他祁寯藻引十道祖制谕旨都管用。

行刑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京师菜市口挤满了人。何桂清一身囚服，插着草标跪在地上，监斩官念完罪状，刀光落下去。围观的百姓里有人拍手叫好，为的是常州城外那十九个被开枪打死的冤魂。何桂清到死才明白，他输给曾国藩的不是一道奏折，是一整套他从来不屑去学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狠，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把杀人这件事包装成替天行道。曾剃头这三个字，剃的不光是头发，还有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