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义，会场里有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

说这话的人叫凯丰，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名何克全，莫斯科东方大学出来的，正经的共产国际培养的干部。他质疑的对象，是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动怒。他反问凯丰："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

凯丰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答不上来。

全场沉默。

这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第一天。

会议召开前，中央红军刚从8万余人打到只剩约3万人。湘江一战，几乎是渡一条血河。

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就这短短5天，红军为了抢渡湘江，付出了约3万人的代价，第34师、第18团被阻在江东岸，再没有渡过来。

那几天，博古的心情可以想象。他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27岁，苏联留学回来，理论过硬。但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仗打成了这个样子。

博古作了第一个报告，极力为过去的军事路线辩护，强调是"敌人力量强大"和"根据地各级组织支持不够"导致失败。

毛泽东起身反驳：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正面回答。

会议最终的结果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他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指挥。

这场会议，博古和凯丰都没有认错。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明确表示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拒绝接受一切。

三个人，是当时会场上极少数的异见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重新开始机动。

指挥换了人，路也换了走法。

博古和凯丰不是不在场，他们全程跟着部队走，亲眼看着发生的一切。

先是一渡赤水，部队折回川南，绕了一圈；二渡赤水，杀回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国民党两个师又8个团，遵义大捷震动全国；三渡赤水，虚晃一枪向北，把国民党追兵引过来；四渡赤水，再度折向南方，渡过乌江，兵锋指向云南。

整整两个月，这支队伍在川黔滇三省之间钻来钻去，用数万人牵着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转圈。蒋介石完全没看懂这支队伍在干什么，数次判断错误，数次扑空。

这是一种过去博古和李德时代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打法。当时的军事路线，讲的是正规阵地战，讲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是跟国民党军队硬碰硬地打消耗，结果是湘江，是尸横遍野，是8万多人最后只剩3万。

而现在，这支军队开始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避实击虚，把追兵甩在后面，把自己从一个死局里一步步绕出来。

1935年4月底，红军进入云南，佯攻昆明，在滇西北进军。

真正的目的，是金沙江。

国民党当时几十万兵力追着红军跑，蒋介石判断红军必然要渡江，提前做了部署，沿线岸防兵力不轻。但红军没有走正面，靠着一批巧取的云南军用地图，找到了皎平渡这个偏僻渡口，先遣队以昼夜100公里的速度赶到江边，控制了渡口，找到6条木船，征得37名当地船工。

1935年5月3日凌晨，渡江开始。

就这6条木船，37个船工，7天7夜，把3万多人全部摆渡过了金沙江。

等蒋介石反应过来，命令追兵加速赶来，红军早已全部上了北岸，追兵站在南岸，眼睁睁看着江水咆哮，一步也跨不过去。

1935年5月9日，最后一批红军渡过金沙江。从这一刻起，围追堵截了数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被这条江彻底甩在了身后。

张闻天后来写道："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博古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遵义会议上，他虽然没有当场承认错误，但他做了一件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没有压制任何一个人的发言，也没有利用自己作为总负责人的权力阻止批评。那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做到的、在巨大政治压力下难得的克制。

他的侄子秦福铨后来记述，博古处事为人基本没有个人专权的咄咄逼人。一个人能在被全场批评的时候仍然平稳地主持会议不乱方寸，需要有一种东西——不论你叫它党性还是自持，它都比单纯的骄傲要结实得多。

后来的长征路上，博古跟着队伍一起走，看着换了指挥之后的每一场变化，看着四渡赤水，看着金沙江渡过，看着追兵一次次被甩开。那些变化不需要人跟他解释，他眼睛是看得见的。

凯丰的转变，是慢慢来的。

遵义会议上的那句"《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是他留在史料里说得最确凿的话。而他后来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和毛泽东一起参与了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审定出席人员名单。两个人并肩工作，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一些什么。

【主要信源】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6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