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初，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端着报话机，用密语呼叫前线的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问是否需要飞机支援。

赵锡田没用密语回答。

他大大咧咧地说："刘先生，飞机不需要了，就凭这点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

刘峙愣了一下："为什么不讲密语？"

赵锡田说："不要紧，共军没这个东西。"

这句话，几乎把他自己后来的遭遇说清楚了。

把时间往前拨两周。

1946年8月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刚结束陇海战役，部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国民党方面已经重新拼好了一张牌。

据定陶县党史委记录，陇海战役后，国民党迅速在徐州、郑州一线集中14个师、32个旅约30万人，于1946年8月28日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钳击消灭于陇海路以北定陶、曹县地区，占领鲁西南，然后打通平汉铁路。

一共五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压过来。

五路里面的重锤是整编第三师——兵力1.7万，清一色美式装备，蒋介石嫡系王牌。师长赵锡田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获授中将，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此役出征前，他放话：不需要飞机坦克，就能把刘邓赶回太行山去。

反观晋冀鲁豫野战军，此时在冀鲁豫战场上仅有4个纵队5万余人，在兵力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部队刚打完陇海战役，人困马乏，弹药消耗未补，按理不该急着打。但这局棋不打不行——五路敌军一旦合拢，解放区将被分割压缩。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伯承和邓小平坐在定陶县沙山寺村一户老农家的土屋里，摊开地图，开始盘算。

指挥部的决心定了，但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刘邓打算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首先围歼孤军深入的整编第三师。计划清晰，但部队刚打完仗，人困马乏，能不能连续作战？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到底什么底气？

邓小平拿起电话，亲自打给王近山。

他没有直接问"你能不能打"，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说话——

"王近山同志，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一仗关系重大，打得好，我们就在冀鲁豫站住了脚，打得不好，那咱们就得背上背包重回太行山去。你好好估量一下，实话告诉我，这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

拿得下来，我们就拼着命打。如果拿不下来，我们就立即把部队撤下来。不要贪功好利，放空炮！"

这段话，没有鼓励，没有动员口号，只有一个要求：说实话。

话里藏的意思，王近山听出来了。

王近山这个人，外号"王疯子"，但他不傻。

这个绰号的来历，是他某次跟一个大块头国民党兵肉搏，打红了眼，两人一起滚下山崖，国民党兵当场没了，他头部被石头戳了个洞，爬起来继续打。外号就这么传开了。

跟邓小平搭档多年，王近山摸清了他说话的路数。这会儿他掂量着那段话的分量，心里清楚：大杨湖这一仗关系全军胜败，如果久攻不下，援军一到，局势不堪设想。但他对自己的部队有数，也知道对方是在激将他。

知道是激将，还是接了招。

他在电话里回答："请政委放心，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一句话，赌注落地。

赵锡田那边，事情正在往糟糕的方向走，但他完全不知道。

按照刘邓制定的"示弱引诱、钳制阻隔、包围歼击"战法，第六纵队以2个团实施运动防御，边打边退，节节阻击，一面使敌第三师伤亡1500余人，一面安排兵力拉扯其与其他各路之间的距离——最远处，各路国民党军被阻于东明、曹县等地，离第三师足有100公里。

整编第三师就这么被一点一点往口袋里引。

赵锡田对此毫无察觉。他冲在最前面，越打越快，把后面几路友军远远甩开。在他眼里，共军节节后退，这是溃败的表现。他大摇大摆地用明语接了刘峙的电话，说飞机不需要了——这不是轻率，这是他真实的判断。

然而，就在他"大获全胜"地深入大杨湖的时候，后路已经被截断了。

1946年9月3日夜，11时30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整编第三师发起总攻。

王近山没有让邓小平失望。

战斗打得极其激烈，拉锯最凶的时候，整编第三师凭着美式装备火力死扛，六纵几度推进受阻。

就在这个节点上，王近山做了一个决定——把最后一点预备队全压了上去，把手里所有的牌一次性打完。

这是条不归路，没有退路可言。但就是这一压，把整编第三师的防线打穿了。战士们冲进大杨湖，赵锡田被俘。

此役历时5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共1.7万余人，俘敌整编第三师全部，活捉师长赵锡田。

蒋介石嫡系王牌师，中将师长，顾祝同的外甥，黄埔四期出身——就这样栽在了鲁西南的一个湖边。

几天前，他还扬言要把刘邓赶上太行山；几天后，他本人成了俘虏。
这场仗的意义，超出了战场本身。

【主要信源】
《邓小平激将"王疯子"打定陶》，广安日报，2017年1月23日，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邓小平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