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浙江海宁县，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个老人去世了。

没多少人知道他是谁。邻居只知道他叫杨兆龙，从外地来的，住在这里务农。

他走的时候，喃喃念了一句屈原的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没有追悼会，没有讣告。

然而，就是这个人，在三十年前，以一人之力，推动了全国约万余名政治犯获释。

先说说他是谁。

1948年，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五十位最杰出的法学家，中国只有两个人入选——一位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另一位，是杨兆龙。

这个成就放到今天，相当于中国在某个全球顶尖学术榜单上拿到了半个席位。

他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8种外语；翻译了《联合国宪章》中文版；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参与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准备工作，领导七百多人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三十余万件。在国际刑法学会，他是副会长；在国内，他先后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

这是民国法学界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之一。

1948年底，国民政府败局已定，杨兆龙心灰意冷，打算辞职去大学教书。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五条：去台湾，有两张机票已经送到家门口；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多次来信相邀；去加拿大，某大学已寄来终身教授聘书；去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也发出邀请；最后一条，留在中国大陆。

正当他准备推辞一切时，出了一个变数。

代总统李宗仁任命他担任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

他把这事告诉了妻子沙溯。沙溯无意中说给了自己的妹妹沙轶因——而沙轶因，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

地下党随即找到杨兆龙，明确请求：接受任命，设法营救被关押的党员和政治犯。

杨兆龙想了很久，最终答应了。他说："做这件事，是很危险的，以后共产党究竟对我怎样？这是关系后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

一个深夜，地下党干部白沙跟他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对他作出了各种承诺。

上任之后，杨兆龙一次次去见李宗仁，以"释放政治犯可表明国共和谈诚意"为由，反复游说。

这套说法在当时有它的逻辑——国共谈判正在进行，李宗仁也确实希望借此争取主动。

最终，李宗仁同意了。

根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司法部门随后上报的数字，全国共有约万余名在押政治犯陆续获释，其中不少是地下党员和亲共人士。

南京解放后，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登门，对杨兆龙说了几句"救命恩人"。后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她指着那些被释放的学生对杨兆龙说："你们来见见杨先生，他就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不久后，杨兆龙又把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完好保存，移交给了中共军管会。

1949年底，他决定留下来，接受了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职。

他以为，他做的这些，会被记住。

1950年，他以法学家身份当选南京市人民会议"特邀代表"，写了关于起草《土改法》的议案，建议立法规范土地改革——这是一个法学家最本能的反应，有规则才有秩序。

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当场批评他：一个做过国民党司法高官的人，没有资格向共产党谈什么"立法"。

这是第一个信号。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被取消。杨兆龙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俄语。原因是他学的法律"属于资产阶级学科，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

这是第二个信号。

1957年，百花齐放，杨兆龙在《文汇报》发表了两篇文章，谈法律界党员作风问题和民主法制建设，观点并不激烈，只是一个法学家的专业判断。

随后运动转向，他被打成"右派"。

这是坑。

1963年，他被捕。1971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这期间：他的妻子沙溯，无法承受压力，自杀了。他的三个孩子，女儿和长子被划成"右派"，次子后来以"反革命罪"入狱。

原本说好"保证其身家性命安全"的承诺，在1957年之后，一条都没有兑现。

1975年12月，杨兆龙获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遣返原籍务农。

他回到了浙江，住进了海宁县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里。

这个曾经翻译《联合国宪章》、被全球认可的法学家，在这间小屋里种地、劳动，过了几年。

1979年，他去世了。那一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讨论法制建设，很多"右派"开始陆续平反——但他没有等到。

临终前，他念了屈原《离骚》里的那句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没有人记录他念这句话时的神情。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后悔过当年留下这个选择吗？

【主要信源】
毛剑杰：《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爱思想网，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