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潘建平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经意间，参军已50周年了。不知不觉，人也跨入了古稀之年，成了皓首之翁。
随着年龄的增长，走过的路途、经历的世事，都渐渐模糊，以至淡忘。唯有从军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那是1976年12月25日，村里敲锣打鼓，把入伍通知书送到我家，次日，佩戴大红花被送到所在的坦洪公社。26日，同公社的9位入伍青年，徒步到桃溪区公所集中，全区36位入伍青年在区人武部领导的带领下，乘车到县“五·七干校”报到。28日，全县300多位入伍青年乘车到金华火车北站，换乘军列。
所谓军列，其实就是用货运棚车临时改作运兵的列车，地上铺一张芦席，行车时，铁门一关，里面就漆黑一片，只有高高的车厢上方那个小窗户里透进一线光亮。坐在里面，要适应三五分钟，眼睛才能依稀看见周围的人和物。就这样白天席地而坐，夜晚席地而眠，咣当、咣当颠簸了六天六夜，才到达银川新市区的部队营房。
我们部队番号为建字712部队，属基建工程兵，团级建制。主要负责宁夏、内蒙两区，地方地质队进不去的偏远戈壁沙漠的水文地质普查、勘探任务。干的是最苦的活，啃的是最硬的骨头。
三个月紧张、艰苦的新兵训练快结束时，按惯例，由团通信股到新兵连优先挑选无线报务员。我和其他五位战友（武义籍五人、天津籍一人）荣幸被选中，提前到空军雷达五十团培训。
培训基地设在离城十多公里的郊区，宿舍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一座简易的铁架工棚作为教室。两人一桌，人手一只发报的电键，一副耳机。电键、耳机与讲台上的机器并连，耳机可以听到收报的信号，也可以听见自己电键所发出的声音。记得第一堂课就是教如何削好抄报用的铅笔。铅笔削痕的长度，笔尖的粗细、长度都有要求，太长、太短都会影响抄写速度。笔尖太粗，字迹会不清楚，太细又易折，易划破抄报纸。接着就练读1234567890十个字码的读音，按顺序读幺俩三四五六拐捌勾洞。按标准的执笔姿势、正确笔顺、字型练习书写这十个字码。要求每分钟能书写150个以上，且能辨认清楚。再接着就是熟识这十个字码的发音，把它发出去，收录下来，并能达到一定速度。这就是培训的基本任务。
说起来是如此简单，但要真正达标，却充满了艰辛。先说发报，幺由一点一划组成，即为“嘀·哒——”，五为“嘀·嘀·嘀”三个点，洞为一划“哒——”，十个字码都要通过电键敲打出不同发声，做到点划清晰，而且点划间隔、码与码的间隔，四码一组，组与组之间的间隔，都要区分出来。我们学的是跪指法，即弯曲中指第一关节放在电键的键钮上，刚练习时，中指指甲根部的肌肉被挤压出一个坑，十指连心，每发一个码，就感受到钻心疼痛，就这样咬牙坚持，直到凹进去的坑变成突出来的厚厚老茧。收报也非易事，要从慢到快，循序渐进，反复练习，才能逐步掌握压码技能。所谓压码，就是耳朵听到的是当前的码，而手里写的是前面三至四个码，以至六至七个码。对方发得越快，收报者压的码就要越多，才能顺利地抄录下来。每节课一个小时，头戴耳机，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大脑迅速运转，手不停地记，是个很烧脑的活。一堂课下来，累得手酸脑胀。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训练，我们团同去的六人，均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培训任务。
回团后，我被分配到二营电台。全台九人，台长是干部编制。所在的二营肩负着钻探任务。每年开春出队到戈壁荒漠打井钻探，到初冬收队。而我们电台就跟随最艰苦、最遥远、交通最不便利的连队，负责无线通信联络，上传下达。
1978年春，第一次出队由老班长带领，共三人组成分台，随一连到阿拉善左旗的戈壁深处作业。临行前一晚，台长在台务会上宣布，我们台由我负责译电工作，并庄重地将译电密码的公文包交给我。这译电码是绝密件，拿在手中，感到沉甸甸的。这既是组织和领导的信任，也意味着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和风险。发报前，译电员要将电文译成四码一组的字码。收报后，又要将字码译成文字。出队后才知道，这译电不光是增加了工作量，更难的是当时连队首长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送来的电文经常出现错别字和病句，甚至词不达意。这时心里就很纠结，按原文发出去，上级要批评；一个新兵蛋子去找首长更改，心里又发虚。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找首长更正。好在他并不生气。熟悉后，要发报时，首长竟直接叫我到队部，根据他们的意思，帮其拟定电文，因此还经常得到糖果之类的物质慰劳呢。
野外作业，电台有自己独立的帐篷，搭建在离连队大帐篷50至100米的地方。按规定连队战士禁止进入电台。小帐篷内，可安置一个15瓦的电台（俗称小八一）、三张单人床。工作时，一人值机收发报，一人要骑坐在发电机的架子上，双手分别握住摇手柄，匀速摇动，发出直流电，提供收发报机的电能。遇到信号不好，或收发报数量多，往往要持续一个多小时，不能间断，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手臂胀痛。
记得1979年夏，在乌素毛道的大漠里，毫无征兆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霎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沙骤起。又恰是中午联络时间，耳机里只有一片沙沙声，收不到一点讯号，收发报机全身带着静电，手摸到开关旋钮，就火花四溅，发出啪啪作响的触电声，电得手臂发麻。正在手足无措时，老班长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推开，随手撕下一叠厚厚的抄报纸裹着旋钮，冒着被电击的危险，从容调试，代我完成了联络任务。经历此事，我切身体会到危急关头，能为你奋不顾身的是战友。从此懂得战友的最深层含义。
野外作业，最苦最累的是转场。天刚放亮，就起床收天线、器材装箱、拆帐篷、装车，然后坐在装满车厢的高高的物件上，摇摇晃晃，颠簸在茫茫的戈壁沙漠中。饿了就以随身携带的馒头、油饼等干粮充饥。不管多疲惫，一到新场，就要振作精神，快速卸载物资，选址平基，搭建天线、帐篷，安装机器、床铺，争分夺秒，因为这一切都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完成。然后再拖着饥肠辘辘的疲惫身躯，到炊事班打饭打菜，回来时，透过帐篷小窗户，可见如豆的烛光摇曳（刚转场不发电），这时，老班长已在军用牙缸里倒上了北京二锅头，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围坐一起，无关浪漫，却倍感温暖。几口烈酒下肚，一身的疲惫便就此消散。
野外作业，最折磨人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戈壁沙漠里，昼夜温差大，中午室外50摄氏度左右，一到夜间又需盖棉被。漫天风沙三六九，就是狂风卷着沙石、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也经常光顾。早晨起床，被子上常常是厚厚的一层沙。而最难熬的，还是没广播、电视，数月见不到一个生人，几乎与世隔绝的那种孤独感。
野外作业，最激动人心的场景，是应当地政府的请求，部队帮助严重缺水的农牧民打井取水。每当打井成功，清澈甘冽的井水从扎着红绸布的管道口喷涌而出时，在场的官兵、地方领导、农牧民们欢欣鼓舞。附近的农牧民，像赶戏一样，三五成群，结队而来，一睹这壮观场景。老大爷们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小伙、姑娘们举杯接水痛饮。生产队送来猪羊，乡亲们送来鸡蛋、时令蔬果，军民欢聚相庆，其乐融融。此时此刻，“造福一方”“鱼水情深”都具象化了。
如今，西北地区生产建设日新月异，捷报频传。西北地区发展蓝图的擘画，离不开当年部队提供的水文地质数据的支撑，而这些数据里，也有我们无线通信兵的一份贡献。我们吃过的苦，流过的汗，付出的青春，已化作了如今经济建设的累累果实。每想到这些，便觉得一切都值了，心中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